【上接第6版】

    除了越剧之外，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也是浙江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唯一的陶瓷类项目。2005年，习书记到龙泉县调研，县委领导同志“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建一个像样的龙泉青瓷博物馆。为什么说是“小心翼翼”呢？因为龙泉是个山区欠发达县，缺钱。习书记在听了县里同志汇报后，明确提出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有必要建一个青瓷博物馆。在习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部门为龙泉县解决了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帮助龙泉县启动了青瓷博物馆建设。博物馆建好后，龙泉县委在博物馆前面立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了“关怀石”三个大字。石头背后，刻上了习书记关心支持博物馆建设的文字。那年我到龙泉去，当时的县委书记就对我说：“杨厅长，我们真不是搞个人崇拜。立这块石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离浙江了，也还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是想表达基层百姓的心情，因为我们非常感恩。龙泉县是一个山区县，财政很紧张，没有习书记的支持，我们根本不敢想建这么一个博物馆，龙泉青瓷文化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弘扬发展。”现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是省内最好的县级博物馆之一。龙泉青瓷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有一次是2006年3月，绍兴大禹陵祭典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全靠习书记的支持。当时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已经初步确定，而绍兴的材料还没有上报到北京。情急之下，我带着绍兴文广局的负责同志在3月20日那天一大早就到省委办公楼门口“堵住”习书记，一方面向他作检讨，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跟上；同时恳请习书记能出面跟文化部争取一下。第二天，习书记就给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写了信，信中写道：“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希望文化部“能够将大禹陵祭典活动补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禹陵祭典活动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因为这封信，大禹陵祭典活动得以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外省的文化厅同行得知这事都很感动很惊讶，有的还专门打电话来问我：“老杨，这事你都敢找习书记？这么具体的事情他也关心？”我说：“我经常找啊，习书记关心文化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听了都感佩不已。

    浙江是戏曲大省，业内有“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的说法。浙江的所有戏曲剧种，都已纳入非遗保护。习书记对戏曲艺术很关心，认为戏曲是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在跟我交流中间，有几次提到省小百花越剧团。小百花是浙江国办院团的领军团队，也是越剧艺术的代表性剧团，有一次习书记还特别交代我：不光要重视小百花，其他各个剧种都要关心，要注意整体推进舞台艺术的繁荣。除了亲自参加越剧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和中国越剧艺术节并作重要讲话之外，他对浙江的戏剧发展和人才培养曾经有过多次批示。2004年12月，正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周年团庆，习书记在12月18日发了贺信，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敬业、奉献、合作的小百花精神，大胆创新，勇于超越，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大省作出积极的贡献。”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是浙江重要的文艺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当时浙江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2005年11月1日，恰逢艺术职业学院暨浙江艺术学校50周年校庆，习书记又发去贺信，充分肯定学院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艺术专业人才，希望师生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为浙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9月，浙江昆剧团新创昆剧《公孙子都》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初选剧目。昆曲是中国目前留存最古老的剧种，有600多年历史。2001年作为我国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一个项目，全国当时硕果仅存的只有6个半昆剧团，浙江有1个半。浙江昆剧团又是中国昆剧界的代表性剧团，1956年以一出《十五贯》使濒临消亡的昆曲重新焕发生机，毛泽东、周恩来都看过这出戏，还有很多评论。我很希望习书记能来看看浙昆的演出，但又怕他太忙，所以就在9月7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够给剧团写几句勉励的话，最好能来看一次演出。习书记收到我的信，当天即批示：“可以发贺信并争取观看演出”。9月25日，正好是浙江昆剧团建团50周年，习书记发来贺信，向为传承和发展昆剧艺术作出积极贡献的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并表示：“浙江昆剧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昆剧艺术表演团体，为弘扬中国传统昆剧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浙江昆剧团与时俱进，再接再厉，不断续写新篇章，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浙江文化艺术增辉添彩。”而且真的在25日那天观看了演出，对浙江的戏曲工作者鼓舞很大。

    接下来就是2006年底了。那年是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婺剧也是浙江的主要剧种之一，400多年的历史，是浙江中南部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样式。婺剧的唱腔非常丰富，有昆腔、徽腔、乱弹、高腔、滩簧、时调等，所以舞台表现力很强，加上婺剧团团风优良，常年坚持在乡村为农民群众演出，广受好评。我们很想习书记能够关心一下这个剧团，习书记知道后，欣然同意，在11月8日给浙江婺剧团发了贺信，对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肯定婺剧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希望他们“把握时代脉搏，突出浙江特色，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为浙江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新的贡献”。回想起习书记的这些批示、指示，深深感受到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戏曲的重视和挚爱。

    在习书记关心关怀下，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年一个台阶，成效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在非遗保护上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在全国公布的共四批计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有217项，占到1/6，连续四批均名列第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浙江占10个，也是全国第一。这些并不是说其他省份的非遗资源比我们的少，而是我们在整理、发掘、记录、保护上起步比较早，工作比较扎实。在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中，“非遗保护看浙江”成为大家的共识，可以说，浙江在习书记的带领下，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鲜经验和示范样板。

    采访组：那习近平同志是怎样重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杨建新：习书记不仅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也同样一贯重视。以2005年为例，他关于文物保护的好多批示也都集中在这一年，我举几个例子说一说。2005年3月，省人大有一份简报叫《来自旁听席的反映》，第五期刊登了一位旁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同志写的情况反映，题目叫《浙江古村镇古街区保护亟待加强》，看了这篇材料，习书记于3月3日作了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请杨建新同志研究。”我立刻召集有关处室和文物局同志作了研究，并且把那位旁听人大会议的反映人周乾松同志请来，当面向他征求关于古村落保护的意见和建议。而后我们就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文化厅部署意见，报给了习书记。报告里面我也直言，这方面任务太重，经费不足，希望财政予以支持。习书记收到文化厅的报告以后，在3月29日作了批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取得成绩，但保护任务繁重，形势仍然严峻，同意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政府财政支出应逐步加大对文保的支持。”习书记的批示，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在他主政浙江期间，省财政用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支出有了大幅增长。又比如，我们浙江有一个著名的古建筑群——文澜阁，修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2005年4月，文澜阁修复工程进入最后阶段，《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刊登了《浙江文澜阁修复即将完工其文物功能亟待明确》的报道，这篇内参引起了习书记的关注，他在4月5日批给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和我阅酌。我立即和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开会做了研究。其实当时我们对文澜阁修复以后的功能定位已经有了设想和安排，我们讨论了以后，马上把已经考虑的设想书面报告给了习书记。4月14日，习书记看了我的报告，批示同意我们拟定的文化功能定位。

    说到《四库全书》，当时乾隆皇帝命大学士纪昀组织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其中四部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史称“北四阁”；三部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南三阁”。《四库全书》因为战乱损毁严重，现只剩下四部。其中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在国民党败退时带到了台湾，还有一部因当年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需要放到甘肃。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时被洗劫焚烧，所剩部分散落民间。后来经过杭州的乡绅丁申、丁丙兄弟俩的搜集抄录整理，恢复大部，又经过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张宗祥组织的补抄，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复原。由于丁氏兄弟在补抄《四库全书》时，不少是按照目录从民间找来原书进行抄录的，而纪昀在主持抄写的时候，对书中凡与朝廷皇家不利的地方都做了删改，所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起其他的几阁，内容更为完整真实，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2006年，杭州出版社提出计划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300册，即6752函，汇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集大成的一部古籍。这也就意味着影印出版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且耗资巨大。习书记很重视这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9月27日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原则同意将其纳入文化研究工程。希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争取早出成果。”在习书记的关心下，影印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现已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设计装帧印刷都不错。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如，浙江当时还没有一处世界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习书记对此非常关心。2005年5月11日，他给我和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我省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尚属空白。‘申遗’是有许多条件的，也要下决心，花代价。不知是否做好了各种准备。”根据这个批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报告》，就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现状及已做的工作作了汇报，同时提出推进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和设想。习书记看了这个报告，于7月4日再次批示：“请杭州市委市政府继续推进保护和申遗工作。”到了2006年11月，省文物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表了一篇信息：《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讲的是距今九千至一万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书记看了之后作出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书记这些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意见，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证明在习书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布局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还有一次，我印象中是2006年前后，金华市磐安县有一个古茶场即将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习书记得知后非常重视，专程去进行调研。这个茶场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中国南方农耕时代典型的茶叶交易市场，也是我国留存至今最为古老的茶场之一。唐宋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周边方圆百里的农民进行茶叶交易的中心，也是官府采购茶叶的地方。近代由于铁路公路的兴起，人流物流发生巨大改变，市场逐渐消亡，在茶场旧址就只留下茶神庙、官府机构等部分古代建筑，但也都破败不堪了。习书记去那里察看了茶场的现状，听取了县领导汇报，并与当地群众深入交流。当场就提出：“要维修保护好这个古茶场，充分发掘利用好它独特的历史人文经济价值。”在习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专拨500万元，对磐安古茶场进行维修。后来我再到这个古茶场的时候，维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茶场周围的古戏台、茶神庙等传统建筑都已经恢复。古茶场里还挂着习书记当年视察的照片，看到照片上残垣断壁的旧址，再看看修复后的古茶场，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都很感动。没有习书记的重视，这个古茶场很难得到这么及时有效且高质量的维修保护。跟当地老百姓交流起来，他们都很兴奋地跟我说起习书记当年调研时的场景。我打趣问道：“你们当时看到习书记啦？”农民们都很淳朴，争先恐后答道：“当然看见了，我当时就在他边上！”然后就如数家珍地同我讲当时习书记坐在哪里、脸朝着哪个方向、都讲了些什么话等等，每个人谈起来都觉得十分自豪和骄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是怎样把握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杨建新：习书记在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说过一句很有深意的话，正好回答你们的问题。习书记说：“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经济发展交融贯通、相得益彰，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记得习书记不止一次在会上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习书记心中，文化建设事关人的全面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实力的强弱，从来都是一个战略问题。他不是孤立、静止地看待文化建设工作，而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发展的大环境中，辩证地看待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当时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一个烦恼和多个烦恼”的问题。习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多年来，我们被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么一个烦恼困扰。现在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就会产生多个烦恼。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文化。他还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简简单单一句话，把文化建设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既鲜明又深刻。

    习书记对文化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认识上高人一筹，而且体现在用人上识人善任。他在一次大会上讲过：“今后我们用干部，就要用真正懂文化的干部。”当时我就想，现在的干部论学历、论文凭，谁都不缺，可见学历、文凭不等于真懂文化。习书记的话，体现了他对干部人文素养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工作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习书记大力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他主政浙江的五年，是浙江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五年，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2004年，他率浙江省代表团出访法国，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订了文化、经贸合作交流协议。次年10月，根据协议，我们省文化厅组织到法国举办“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活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还是在国家层面，地方对外交流的重点往往放在推动经贸、旅游上，浙江是第一次在国外举办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缺乏经验。在习书记的鼓励指导下，我们在法国布置了一个“天上人间——中国浙江丝绸文化展”，还办了一个“水乡烂漫”浙江农民、渔民画展，把嘉兴农民画、舟山渔民画以及长兴百叶龙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带了过去。文化周开幕前一天，习书记专门发来贺电：“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中国和法国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绚丽的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强中法文化交流是我们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密切双方友好交往、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有效载体和桥梁。愿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常青。祝‘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圆满成功！”结果这次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在当地引起轰动。从法国回来后，习书记在我们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与友好城市文化活动，应总结推广，今后继续有计划开展。”在习书记的推动下，我们将这个对外交流项目保留了下来，并改名为“浙江文化节”，持续加以推进。迄今为止，我省已经在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23次系列活动，使“浙江文化节”成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金名片，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为展示浙江的品牌形象提供了一个平台，为浙江经济走向世界搭起了一座桥梁。

    同样是2004年，习书记到丽水市遂昌县进行调研。遂昌是一个欠发达的山区县，当年汤显祖在这里当过5年知县，也正是在这里写出传唱千古的《牡丹亭》，还留下了很多亲民廉政的故事。习书记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在调研中要求县里领导“注意挖掘和弘扬汤显祖文化”。遂昌县马上行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落实习书记的指示。县里很快出台了为期十年的《汤显祖文化发展规划》。而后，省文化厅支持遂昌县围绕汤显祖文化做了许多工作。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剧作家，而且同在1616年逝世。我们就专门派出浙江昆剧团会同遂昌代表团出访英国，把《牡丹亭》带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夫德镇，同那里的人民开展演出交流活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精心创排了《寇流兰与杜丽娘》，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两部戏的两个主要人物跨越时空合编到同一个舞台上，远赴莎翁故乡进行演出，同英国的艺术家切磋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到2015年10月，习主席出访英国，他还惦记着这件事，在演讲中他说：“明年是他们（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为此在2016年，中英两国举办了隆重纪念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这又是一段在习书记推动下，延续了十几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佳话。

    采访组：就您的亲身经历，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杨建新：我有幸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5年。在这5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的亲和、博学、严谨、自律、重情重义，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身边，我也常检视自己的不足。我觉得习书记的个人风格就是亲近、平和、沉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任何时候他都给人成竹在胸的印象，从没看到他喜形于色或声色俱厉的样子，所以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有压力但不紧张，加上年龄相仿，都有知青经历，所以在他面前我敢于直言，愿意说真心话。不少工作汇报和请示我是以个人名义送的，目的还是为了得到他的重视和支持，他全都有批示。接触多了就会觉得习书记还是一个深沉、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他看书很多，涉猎很广。尤其是文化建设，他想得很多、很深。他对文化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后来看到媒体报道他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时，与作家、文化局局长贾大山的深厚友情的故事，回想起与习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更加体悟到这一点。

    习书记对工作要求很高，作风严谨是出了名的。我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具备两种素养，在大事上、在决策时，他是举重若轻，高瞻远瞩；在具体工作中、在抓落实上，他又是举轻若重的，甚至是耳提面命。如涉及重大文化活动和重大文化事项，他都具体过问，详细布置，对每一个重要细节都不放过。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越剧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等都是这样，所有重要环节步骤，他都问得清清楚楚。举个例子，那一年，习书记一位特殊的朋友——老挝共产党主席朱马利专程来杭州拜访他。根据外交礼仪，习书记交代我们安排一场专场文艺晚会。在晚会上唱什么歌，演哪几个节目，顺序如何排列，都是习书记一一审定的。

    在杭州城建一个一流的美术馆，是浙江人民的夙愿，这也是在习书记的直接关心指导下才得以实现的。2003年1月31日，正好大年三十，习书记冒着寒风细雨到西湖边进行实地踏看。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座谈会上，他详细听取了汇报，还把几个选址方案的图纸一一作了认真比对。最后他拍板决策，浙江美术馆上马，选址就定在西湖边上。而且对美术馆的方案设计，他也亲自过问提出指导意见，认为美术馆建在西湖边上，就应该“穿中式服装”。我是在这次现场会一个月后到任的，一到文化厅，就研究这事。当时，我和厅里同志反复琢磨领会，怎么建一座“穿中式服装”的美术馆。最后，经过两轮招标，在32个方案中一再优选，同时发动杭州市民投票选择，最终定下方案报到省里。一般而言，这种具体的工程项目只要报省政府领导签字就可以了，没想到习书记专门提交省委常委会，通过集体决策，把方案确定下来。在美术馆的奠基开工典礼上，又是习书记亲自参加，按下了开工按钮。不久，李瑞环同志到浙江来，习书记还带着我专程去向瑞环同志汇报美术馆的设计方案，听取他的指导意见。在习书记细致入微的指导下，浙江美术馆的建设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美术馆要修建新馆，还派人来我们这里实地考察，汲取经验。唯一遗憾的是，美术馆建成之时，习书记已调离浙江，至今他还没来看过，我们都很盼望他能来看看，不过我们也很努力，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期望。美术馆办得不错，各项工作都比较出色，现在是全国重点美术馆。习书记来了，美术馆可以向他交出一份有分量的成绩单。

    习书记的工作风格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反映在生活的点滴之间。他喜欢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水平。除了看戏之外，他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安排看一次电影。一般每次两部，一部国产的，一部进口的。观看之前，他秘书都会来要相关资料，包括电影名称、片长、故事梗概、主要演员、生产片商甚至放映顺序都要求得清清楚楚。在两场电影放映的间隙，习书记还会根据影片内容和背景信息，联系电影生产、艺术创作等问题同我们交流，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他是把看电影也当成了文化调研。有时彭丽媛同志也会来，这时候，习书记还会特意让秘书通知我们也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看。

    时间长了，我深感习书记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有一次，他让秘书通知我，晚上参加一个接待活动。到了现场一看，只有两位北京来的客人。习书记指着一位长者向我介绍：“这是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当时对我的工作很关心，给我很多支持。他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特意请你来作陪，一起交流交流。”这位老领导知道习书记喜欢看书，专程带来一大摞书，一本本仔细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习书记。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工作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确实让人感动。还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接待一位北京来的同志，是个局级干部，看大家有点不解，习书记特意解释：我们都是一起在福建工作过的老朋友了，当时他是中央媒体常驻福建的记者，对福建的工作帮助不少。这样的事例很多，有些是我亲历，有些是听说。只要是在工作中共事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他都不忘旧情，他们到浙江来，只要有时间，习书记都会出面接待或看望。

    说实在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化工作是处于边缘化的，即使在会上或文件上提得很高，但实际工作中很难被真正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好理解，过去国家穷，急于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文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还要花钱，要被重视也难。我作为文化厅厅长，在这方面感触良多。但习书记主政浙江那几年，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让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信心倍增。他主政浙江的5年，是浙江文化建设经费大幅增长的5年，是浙江文化发展状况发生转折性变化的5年，也是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5年。正是在习书记的领导下，由于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浙江的文化建设大步跨越，奠定了我们在全国文化工作当中的前列位置。习书记离开浙江的时候，我们省文化建设的多项重要指标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现在我还时常回忆起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当我离任文化厅厅长时，厅里同志送我一本相册作为分别礼物，那里面有不少我陪同习书记调研考察的照片。看着那些照片，脑海里便会浮现习书记对浙江文化工作精心指导的所言所行，耳旁似乎会响起他对文化建设提出的种种真知灼见。他对文化厅工作要求很高，我们工作都很累很辛苦，但能在他领导下投身于浙江文化事业，见证发生着的崭新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都感到幸运和自豪。转眼习书记离开浙江都十年了，但在他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的经历，将成为我永久的美好回忆。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原载3月2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