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版】

    2015年5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视察工作，看到农村的新面貌非常高兴。他说，浙江建设美丽乡村有自然禀赋，也有当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前瞻性。他还提议，下次再到浙江来调研，不要住宾馆了，住农家乐，在农村和村民聊聊天多好，这里多干净，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扶贫作出了哪些战略决策？

    顾益康：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运用系统的方法抓“三农”工作，对于农村的贫困问题，他有一套成熟的方法。尽管浙江的贫困问题并不是很突出，但习近平同志强调，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也有贫困人口，扶贫仍是一项重要工作。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扶贫工作形成了“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兜穷底”的系统思路，已经具备了“精准扶贫、系统扶贫”的特点。在他的引领下，我们把浙江扶贫聚焦到欠发达的山区、低收入的农户。改善欠发达山区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破除贫穷的障碍，以此作为扶贫的首要任务。他强调，一定要改善欠发达地区的条件，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看似花了很多钱，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光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习近平同志抓扶贫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他当时就指出，农民穷是穷在产业的落后上，很多农民生活贫困就是因为长期从事低效的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生产，没有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要引导农业向优质高效的生态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让农民有自己的高效产业。

    对于偏远的山区，就要采取“挪穷窝”“生态移民”的方式来扶贫。习近平同志曾说，最穷的地方，就是山高水远、交通闭塞的穷山村，这些地方根本不适宜居住。旧社会，农民被逼上山；今天，我们要把农民请下山。尽量把他们安置在县城或更好的地方，让他们到城镇安居乐业，还要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让他们融入城镇，逐步稳下来、富起来。生态移民的方式，不仅解决了贫困问题，而且保护了生态环境，一举两得。

    “挖穷根”就是大力实施教育扶贫。习近平同志在扶贫工作中重视发挥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上的作用，在浙江贫困地区率先实现免费中专教育和免费就业培训。

    习近平同志的扶贫思想里还有一个“兜穷底”的说法，具体来说，就是那些缺乏劳动能力、因病致贫的困难群众，无法进行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也无法一时提高收入，政府就要给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扶持。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全省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

    采访组：大家经常称呼您为“省级农民”，据说这个称号是习近平同志叫起来的？

    顾益康：是的。因为我当时在省委农办，负责政策制定、报告起草等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下乡调研，我也经常跟着去。在几次调研和报告政策起草过程中，我与他有很多交流，我们有很多观点都是相通的，在工作上和他的思路也很一致。再一个，我们都上过山下过乡，都是“知青农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浓厚的“三农”情结。习近平同志曾经对我说：“老顾，你们农办提出的很多观点、政策、措施，都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有很多我想到的，你们能马上理解落实和执行。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经历。我当了7年农民，我心里总是装着农民，你心里也总是装着农民。”

    有一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和其他几位领导下乡调研。在路上，我们聊天，有一位领导说：“老顾啊，你不要总是以一个普通的老农民自居，你要代表全省农民。”习近平同志说：“老顾就是代表全省农民，他是省农办主任嘛。”其他领导同志就说：“那老顾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老农民，他这个农民，应是省级的。”习近平同志笑着说：“对，我以后要明确称老顾为‘省级农民’，‘任命’他为‘省级农民’。”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车上的气氛非常和谐。从这以后，习近平同志碰到我都会笑着称我为“省级农民”。

    习近平同志对农民特别有感情，所以他对那些能够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的人也是非常赞赏的。他曾对我说：“我们的干部应该心里装着农民，你作为农办主任，心里装着的应该是全省农民的发展问题、全省‘三农’工作的改革创新问题。”所以，他称我为“省级农民”，我并不把这看成是一个玩笑，而看成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个鞭策。我以此来督促和勉励自己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我退休以后，一方面在省政府咨询委担任三农发展部部长，继续为浙江“三农”发展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我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国农民研究发展中心，旨在带领团队“为农民谋发展、为农民达心声、为农民著历史”，继续从事“三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这一辈子，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把新时代的“三农”发展问题研究透、研究好，为广大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原载4月2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