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湖是宁波文化气质的承载地

水则亭

烟屿楼

    黄文杰/文 周建平/摄 

    月湖位于宁波老城西南，古称西湖，占地约0.2平方公里，在地图上看像是城市的一个肾脏。从整个宁波地形结构来看，其大小更是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是宁波文化气质的承载地。

    最初的月湖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潟湖，与三江口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宁波平原沼泽遍布，城市分布在江北城山渡、奉化白杜、鄞州五乡的沿山地带。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经济中心南移，三江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中国大运河的终点的对接处，对于中国新的发展格局意义逐渐显现，最终在三江口设立明州州治。月湖也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清景融结 必溯其源

    月湖的开发首先在水利文化上。因为州治在三江口，商贸繁荣，人口集居，需要一个有活水来源的城市蓄水库，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饮用之需。这就是唐太和七年（833年）鄮县县令王元暐主导的它山堰—南塘河水利工程的来由。宁波濒江带海，湖水蓄浅，容易流泄，所以在王元暐之前，已经有官府主导的月湖修治工程。如宋代学士舒亶在《西湖引水记》中说：“县南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这个“小湖”，就是唐代鄮县县治南面二里的月湖；现在子城的位置，在州治迁来之前属于鄮县县治。鄮县令王君照的这次疏浚大约在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王元暐的工程所利用的樟溪，是城市东面四明山最幽深绵长的涧谷，集雨面积有350多平方公里。源源不断的清泉不仅能够满足当时城市的生活、饮用之需，也有利于鄞西平原的农业灌溉与区域的通航水运。这是一项为宁波城市发展提供保障的重要工程，如今在宁波市区还流传着“堰成成甬”的说法。

    唐末，刺史黄晟发动百姓建筑罗城。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次子钱弘亿任明州郡守，吴越臣服于宋室后，钱弘亿被封为奉国军节度使，仍然驻守明州。他在明州十余年间，曾对月湖做过较大规模的疏浚，确定了月湖的基本形貌。宋代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明州知州曾巩又大力浚修，引它山堰水入月湖。《宝庆四明志》记述“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经仲夏堰入南门，一自大雷经广德湖入西门，潴为二湖”。“潴”，指水积聚的地方。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制置使吴潜主政宁波，修浚城中水利，完善了以月湖为核心的城市水网系统，宁波城内“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家家户户能便捷地从水网中汲取生活用水。通过长期观察，根据连通器原理，吴潜确定了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然后在月湖平桥之下，建“水则亭”，亭中立碑石，刻“平”字于石上；并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视“平”字的出没，为启闭潴泄的标准。月湖由此成为鄞西平原水利系统的眼睛，与鄞江它山堰首尾呼应。

    洗涤山川 谈笑政成

    对月湖来说，水利文化是对“生存文化”的开掘，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创造性地开发与利用大自然。而在这基础上，人们开始美化湖泊，并注入更为深厚意义的城市精神文化，这可以称为“意趣文化”的开掘。宋代是文官政治，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把自己的雅趣与志向投射到园林建设上来，自然引领着时代园林美学，促成了文人园林的兴起，这也是宋代园林艺术成熟的体现。而随着宋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筑技术水平提高，出现了李明仲《营造法式》和喻皓《木经》等建筑工程理论著作。尤其是园林的建筑、观赏花卉和树木的栽培技术、叠石技艺的水平等大为提高，为园林的广泛兴造提供了技术的保证。宁波月湖园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发展的。一大批有作为的文人士大夫主政宁波，前后相接建设月湖，使月湖逐渐勾勒出“山水画”的文化意境来。

    宋真宗大中祥符中（约1012年），明州通判章郇在月湖北面建立了红莲阁，大概是今银台第的位置。宋真宗天禧年间，李夷庚以吏部员外郎、直史馆，出知明州，他在月湖东岸，堆土成岭，作为府署的前案山，当时称为“镇明岭”。天禧五年（1021年），僧人蕴臻在柳汀的东面与西面各建了一桥，名为东憧憧桥、西憧憧桥；“憧憧”的意思是频繁往来，这两字出自《周易·咸》“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句。北宋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郡守钱公辅模仿杭州治理西湖的办法展开整治，西湖北端圆转成弯月的形状，故称“偃月堤”——这可能是月湖的得名来由。月湖从早期“西湖”的地理命名，走向了文化创造的命名。钱公辅还在湖心岛建造了“众乐亭”，“众乐亭”虽小，但意义重大，包含着古代士大夫的公共治理精神，也彰显了宋朝廷“与民同乐”的治国理念。

    众乐亭建成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会聚之所。钱公辅离开明州后，想起往事，写了二首《众乐亭》诗歌，以此请求朋友们来和诗。王安石在鄞县做过官，自然非常高兴酬诗，他在《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中盛赞钱公辅治理明州、修治月湖的潇洒仪态，“舣船谈笑政即成，洗涤山川作嘉趣”；并夸赞月湖之美，“春风满城金版舫，来看置酒新亭上”“安期羡门相与游，方丈蓬莱不更求”。诗题中的“君倚”是钱公辅的字。司马光作了《寄题钱君倚明州重修众乐亭》，“横桥通废岛，华宇出荒榛。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独乐，众庶必深颦。何以知家给，笙歌满水滨。”司马光在退守洛阳时，还依钱公辅修众乐亭之意，建园题为“独乐亭”。还有邵亢、王益柔、张伯玉等众多文人士大夫相和。

    在天一阁明州碑林中有一方宋碑，即刻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的《众乐亭诗刻》，存有钱公辅、王安石、司马光等15人的20首诗。小小亭子引发的风雅故事，带出了一个圣贤气象夺目的北宋士大夫群，使月湖的审美意蕴得到极大丰富。

    谁移洞天 跨湖为薮

    宋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刘淑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担任明州知州；绍圣年间（1094年-1098年），刘珵也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担任明州知州。他们禁止百姓在湖上种植菱芡，并先后疏浚月湖，“以积土广为洲，遍植松柳”，化出十洲，月湖由此成为一座大型的公共园林，景观建设臻于完美。十洲随景命名，湖西从北至南为芙蓉洲、雪汀、烟屿，湖中从北至南为芳草洲、柳汀、花屿、竹洲，湖东从北至南分别为菊花洲、月岛、竹屿。花屿寿圣院中，建有“十洲阁”，可以环观湖景。王亘题诗：“山川如幻阁长秋，一岛飞来伴九洲。”寿圣院就是宁波老百姓熟知的“湖心寺”，这个寺庙现存遗迹，称“月湖庵”。只是现在的月湖面积要稍小于唐宋，湖西、湖东的水洲已经融入城市之中，很难辨认当时作为岛屿的形态了。

    月湖园林的美在于清新雅致，简远疏朗，表现宋代士大夫所崇尚的禅悦之风，“清静寂定”“自然风流”，自然流露文化素养。园内景物数量并不多，多栽竹、松、柳等具有象征意味的植物，寄托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的审美人格；其中，雪、兰、竹、菊又呈现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建筑物多用庐、亭、堂，力求园林与月湖自然环境的契合，能够“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各园均能着眼于全局进行构置，极具整体性，是以自然水体为主体的写意园林、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效法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极富诗情画意。

    知州刘淑、刘珵疏浚月湖后，也有诗歌唱和。先是刘珵与舒亶的唱和。刘珵先作《咏西湖十洲》，舒亶则有《附和韵诗》，每洲各一首。舒亶是慈溪大隐（今属余姚）人，青年时期曾来月湖，到楼郁处求学。治平二年（1065年），舒亶考取状元，任职至御史中丞等，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因为喜爱月湖，元丰六年（1083年）被罢官后，舒亶居住在月湖之畔，在烟屿之上建有“嬾堂”，“嬾堂”也是他的号。舒亶的政事在历史上褒贬不一，但他对宁波大地的深情吟咏，却是引人注目的存在。许多学者称赞明州从唐代虞世南以后，历经几百年，直至舒亶诗歌的出现，明州的诗歌才又复兴。后来陈瓘、王亘也各有《附和韵诗》十首。陈瓘，福建沙县人，元祐五年（1090年），任明州通判，为官廉洁公正，诗文闻名遐迩；在明州通判任上，还将自己的收入部分充公。当时月湖周边已经有许多士大夫的宅院，除舒亶的嬾堂外，还有王致弟子、光禄大夫周锷的四休堂，楼郁孙子楼异的锦熙堂，湖西观音桥有丰稷的丰尚书宅等。崇宁五年（1106年）陈瓘被贬谪后，也居住在月湖西岸，时称“南蓝”，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评判王安石变法的《四明尊尧集》。北宋末年，楼异还在菊花洲建立了高丽使行馆，作为国家级迎宾馆接待高丽使节。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郡守莫将访得贺知章的读书旧地，在月湖柳汀与众乐亭相对之处，建立逸老堂，逸老堂也就是今天贺秘监祠的前身。南宋淳熙年间，皇子魏王赵恺任郡守时，在逸老堂旁边，建有涵虚馆，作为官办迎宾馆驿，招待宾客。

    在两宋之际，宁波迁入大量北方移民，新家族如高氏、赵氏、郑氏、姜氏、王氏、薛氏、戴氏等因科举崛起。就鄞县而言，历代文武进士及第者1205人，而宋代占到730人，大部分集中在南宋。就进士数量而言，宋代尤其是南宋为鄞县最辉煌的时代，是意气风发的激情的时代。一般认为宋代宁波的四大家族为楼、史、丰、郑，但也有人认为汪氏也须列入其中。在高、孝、光、宁四朝，汪氏在地域上的实际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四大家族。汪氏最早为新安人，大约在宋初迁鄞，至汪洙时在西山筑室讲学；汪洙是《神童诗》的作者，诗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宋代宁波崇尚文教风尚的写照，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则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宁波城市文化自信。汪洙两个儿子思温与思齐均为进士。汪思温建友恭堂于月湖西南的五家墩，宅前旧有符桂坊。孙子汪大猷是著名的诗人，与史浩同是绍兴十四年（1144年）进士。

    南宋史氏家族人才代出，大量子弟通过科举和恩荫等途径，进入政坛，四明百姓以“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来称赞这个家族仕宦的盛况。全盛时期，主要居住于月湖区域，全祖望说史氏“十据其九”。史浩的四个儿子，长子弥大居于东，称鸿禧府；次子弥正居于南，后迁月湖西，称月湖府；三子弥远居于西，称卫王府，宋代称观文府；幼子弥坚居于北，名后府。与竹洲一水相隔的竹屿和月岛，则是史氏菜园果圃。月湖史氏相连的宅第成为宁波高官显宦集团形成的具体写照。而在南宋之前，宁波地区出仕朝廷高官的数量极为有限，更不用说登宰相之位。可以说，史氏集居月湖，极大提升了地域的政治与文化自信。

    史氏家族在月湖追求写意的居住空间，着意于创造可与内心沟通的环境与生活方式。史浩亲自参与家居园林的设计与建造，改松岛为竹洲，建“真隐馆”，并邀请沈焕、杨简、袁燮等学者前来讲学。史浩又将四明山名胜尽缩园中，筹建“四明洞天”，宋孝宗下诏临安府拨银万两以助。建成之后，宋光宗赐“四明洞天”额。著名诗人陆游来访，写下《游四明洞天诗》。史浩有诗唱和，《次韵务观游四明洞天》云：“奎画百函龙作卫，云岑四面石为窗。水边自喜陪振鹭，篱外从渠有吠厖。”诗中流露出史浩对田园的喜爱之情。吕祖俭应史浩之请，在竹洲设馆教学，吕祖俭有《题史子仁碧沚》：“相家小有四明山，更葺桃源渺莽间。四面楼台相映发，一川烟水自弯环。中州累石势嵯峩，城外遥峰耸翠螺。旧说夕阳无限好，此中更得夕阳多。”我们从此诗可以想见，月湖已经打破中轴对称的宋代造园艺术，楼、台、亭、阁、廊、榭等创造出的自然环境协调共生，成为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

    户挹清风 家临平楚

    月湖如月，东面水道相接，过去还有其状如日的日湖。明清时期，在乡绅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月湖新增不少景观。

    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知府张瓒为陆瑜建尚书牌坊于憧憧桥西，因此西憧憧桥又称尚书桥。万历十四年（1586年），全天叙筑桃花堤于月湖之南，从水仙宫前（今共青路南端）至长春门（今镇明路南端与长春路交会处），从而完成了月湖“七桥三堤”的风景。明大理寺卿陆世科在柳汀建关帝庙，俗称湖西陆殿庙；崇祯三年（1630年），陆世科在柳汀东侧所建之桥，称陆殿桥。月湖北端范宅为范仲淹第十七代后嗣范亿的住宅，建于明万历、天启年间；银第台为山东按察使、通政副使童槐的住宅，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菊花洲大方岳第为明代贵州布政使张渊住宅，建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烟屿的烟屿楼为清末藏书家徐时栋的藏书楼，建于道光年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柳汀岛上重修居士林。月湖南面，镇明路紫金巷有林宅，为清同治年间举人林钟峤、林钟华兄弟所建，以雕刻艺术见称。

    但月湖清景可能在清初就开始瓦解，经营月湖的民间力量世家大族逐渐消失，导致湖泊日益淤塞，湖床变浅，面积大为缩小。至清光绪时，十洲中东西两岸六洲，已失去昔日面貌。除清末民国营建的银台第、秦氏支祠、盛世花厅等，以及西式洋房蒋宅、卢宅、翁宅外，故家宅第倾圮破败，月湖景色日趋黯淡。

    1999年，月湖以现代公园模式得到整治，月湖旧貌换新颜，但它依然是宁波文化遗产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