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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1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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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需求侧管理的实现路径

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图为观众在电影院排队检票入场。(新华社发)

    

    

    

    观点提示

    

    

    需求侧管理的提出,与扩大内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一脉相承,体现了进一步打通经济循环中需求潜力释放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需求侧管理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实践问题。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加强需求侧管理,激发潜力、消除堵点、补齐短板和流畅贯通,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贾康 刘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也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强需求侧管理。

    

    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

    

    

    虽然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阶层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仍存在差距。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有所拓展,一般认为我国的中产阶层约有4亿人口,除此之外,还有财富在“金字塔尖”的人群——这类“先富起来”的人数量有几百万人,在14亿人中的比重还相当低,但其掌握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却相当高。总体而言,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处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能力相当有限。造成消费不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上述分析指出的许多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低、无法消费,即消费能力不足。第二是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不少人虽有一定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但是有顾虑、不敢消费。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相关制度规则的优化改进。让百姓提升消费能力特别是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应结合相关改革和政策加以重视和解决。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两个切入点。第一是正面鼓励就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业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也在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以使其在就业方面多做贡献。今后需要继续双管齐下,打造高标准法治营商环境,鼓励和引导创业创新、搞活企业为基础:一是做好从农民工的培训到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技术工人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工作。二是以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继续给提供80%以上就业岗位和90%以上新增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促成充分就业局面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是优化、强化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其扶助对象通常为各类弱势群体,尤其是病患者、残疾人、独居老人和孤儿等等。对这类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抚恤、低保和各类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定津贴与救济等依托于公共资源的政府转移支付,让他们有保障基本生活的消费能力。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此,现阶段不能简单套用发达经济体经验数据中的消费占GDP70%以上。从近年数据看,我国消费率有所提高,符合中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又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过程的特征。努力使中国在“十四五”末期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努力方向。例如,配之以适当调动居民消费潜力的制度和政策,我国消费率的提高应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不应将这一释放消费潜力问题,理解为当下就要向发达国家的具体数据看齐。

    还应强调,注重以内循环为主体,客观需要更加注重优化收入再分配手段,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如前所述,我国收入分配中仍存在差距过大等不合理之处,这决定了必须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才能更好地改进民生和实现更顺畅的内循环。党中央已明确指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针,涉及在改革深水区如何“啃硬骨头”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的任务,必须攻坚克难;2018年已有改革成绩的个人所得税,也有必要在深化改革中作出动态优化。

    

    多策并举消除堵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融资

    

    

    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是满足消费,但消费可持续的大前提是形成有效投融资,并以此不断形成社会再生产创新发展中的有效供给,满足和引领消费的发展和升级,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为消除我国的有效投融资堵点,进一步释放其需求潜力,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在政府国土开发、通盘投资建设规划上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新局面。二是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自己人”的定位,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给民企继续“吃好定心丸”。三是要在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上结合党中央、国务院已明确的“两新一重”部署,匹配“守正出奇”的政策性金融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要“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两新一重”旨在“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这样,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形成有效投融资的通盘安排。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优化属于供给侧改革与管理范畴,但投融资需求的释放如何消除堵点,自然地形成了其前置环节。面对投融资建设任务,“两新一重”的实施所需资金,要紧密结合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创新和PPP的规范发展,以财政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特别开发贷款、BOT、TOT、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施连片综合开发等形式,“守正出奇”地形成政府规划与引导、政企合作之下有限预算资金的乘数放大效应,引出更大规模的有效投融资需求和项目建设更高的绩效水平。

    

    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使城乡间要素流动更为顺畅

    

    

    中国的现代化,从短中期到中长期,总体上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要在配套改革中使要素得到充分流动,首先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制度变革,让更多农村人口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党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确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也要积极地以居住证积分制度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的常住人口——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以后有更好的条件与更高的期望值,尽快与市民身份对接。

    2019年年底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高达60%,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38%。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随着农村人口对个人发展、收入增加等的追求,近些年已有3亿多人从农村流向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其中大多数人(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取得城镇户籍,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人群并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待遇。这背后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设施、软硬件等尚不能满足需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仍有待提升的现状制约。在城镇化进程中,亟须将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对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加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容量,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真正城镇化的关键指标,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在城乡间要素流动更为顺畅的大环境中,最终使“二元经济”充分地一元化、现代化。

    

    注重贯通内外相关环节,优化提升供应链弹性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轻视外循环。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拥抱经济全球化和积极发展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并推进RCEP多边自贸协定,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完善。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9项自贸协定,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同时,我国在不断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税收政策,推进和深化多地保税区、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区关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毋庸赘言,企业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形势下,进一步跟踪国际市场变化积极发展外贸的同时,也需注重在必要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202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支持出口转内销,包括搭建出口转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在符合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引导主要行业组织开展出口产品转内销专题活动,组织国内采购商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采购外贸产品。在与生产、流通、进出口、融资与结算服务相关的各个全球供应链上,我国消除堵点需以高水平信息服务助力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为基础,引导外贸企业积极补链固链强链,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和工艺升级改造力度,形成供应链弹性和应变能力的更高水平状态。

    同时,必要的出口转内销,需力求精准对接国内需求。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上,应引导外贸企业精准对接国内市场需求升级,发挥质量、研发等优势,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注重通过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研发适销对路的内销产品,并积极创建自有品牌,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应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政府需引导、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对出口产品转内销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结合实际开展内销保险项下的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经营周转类信贷支持,积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仓单、订单等质押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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