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客 

    史学家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时，对用稿有“三不用”原则：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不用学术性弱的稿子，不用托人说情的稿子。“三不用”原则中，翦伯赞尤其痛恨人情稿。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交情归交情，学术归学术，做学问的时候，别拿交情说事。”

    乍看，翦伯赞的做法似乎不近人情，让人不好接受，但静心细想，却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治学是严肃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妄伪饰。否则，不严格把关而让这些“人情”稿子发表了出去，不仅打脸学术类报刊本身，最终也会折损治学该有的圣洁声名。如此一说，翦伯赞坚持“三不用”原则，也是对治学理念、态度和精神的一种诠释、捍卫和赓续。

    “不用错别字多的稿子”，其理由可想而知：文字是用来表情达意的，错别字多，这不仅说明作者的语言表达功底不够扎实，也从另一个角度透射其治学态度的虚浮、马虎。如果连基本的治学基础、学术态度、工匠精神都不具备，又怎么相信其学术论文的可靠性呢？

    “不用学术性弱的稿子”，这是因为学术报刊本身就是高质量、高价值学术论文的发表园地，容不得“鸠占鹊巢”，一旦令“学术性弱”的稿子成为短板，那么，以“短”害“长”效应立马就会凸显。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份学术报刊不愿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不用上述两种学术稿子，对于一名主编或编辑来说，还可以做到的话，那么，真正的难度或许还在于拒绝“人情稿”。

    翦伯赞“尤其痛恨人情稿”，“痛恨”两字说出了“人情稿”难以抵抗之所在，也多少包含着无奈。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人情”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总是到处渗透而充当起似乎无所不能的“说客”角色，一些学术类的报刊也难以幸免。如若让“人情”成为发表低端学术论文一路绿灯的通行证，带偏的不就是学术研究的风气吗？

    去年，一本曾经是专业人士竞相追逐的“香饽饽”的金融类核心期刊，因为主编儿子在该刊发表了90篇文章（其中还有散文），且初次发表时还是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终成舆论批评的焦点。作为一本金融界的高端学术刊物，本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然而在这位主编眼里，制度早已沦为装模作样、骗人骗己的“稻草人”。人们不禁要问：刚性的规则为什么会惨遭践踏、蹂躏？宿敌就是父与子的特殊“人情”。正是“人情”的异化，令原本应该扎紧的篱笆洞开了空子。

    是啊，“人情”有时就像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其总能通过乔装打扮、变换手法，让人接受伪作的事实，其总能通过最隐蔽和最诡秘的办法，让人缴械投降。然而，再肆虐的“人情”也可以有降服的秘诀，不是别的，正是理智与规则，两者缺一不可。只是，理智应当成为最坚硬的一道防线。因为事在人为，再好的规则，在让感情代替了理智的人面前，有时也可以被全然无视的。

    保持理智、抵制异化的“人情”侵袭，领导、编辑和作者三方面要互动约束，自觉做到“三不”：相关人士不要推荐“人情稿”，编辑不要被“人情”收买，作者不要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动用“人情”走后门。

    有含金量的稿子当然可以推荐，但属于“人情”范畴的那些学术性弱甚至根本不够格的稿子，则须坚决拒之门外；编辑作为执行者，肯定也是“人情”投机钻营的对象，因而也应提高警觉，自觉守护好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作者来说，尽管投稿属于自由，但凡事都得掂量一下：自己的这篇学术论文是否已经达到发表的质量标准？如若有差距，那还是不拿出去的好，尤其不可托“人情”关系走后门。不然，不啻会玷污学术报刊，也会让自己出丑难堪。

    回想翦伯赞能够挡住“人情”进攻，除了他自己立得正、把得严，也归功于校长马寅初的严格自律。有一次，马寅初将自己的一篇稿子交给翦伯赞。翦伯赞看完后，直率地对马寅初说：“学报是用来和国内外大学同行交流的，您的这篇稿子学术味儿不浓，发表后恐怕影响不太好。”听完此话，马寅初难为情地把稿子收好，笑了笑说：“那我就把它寄到普通杂志发表吧。不过，以后我一定要写一篇学术味儿浓的文章给你。”尽管平日两人的关系不错，但一个不为面子、“人情”所动，一个不因被拒绝而恼羞成怒，而是做到了“先惭怍尔后奋勉”。于是乎，在生动演绎上述“三不”原则的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北京大学学报》何以在国内外大学中有良好口碑，在全世界的学术高地中有属于自己一袭明艳芳华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