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版】

    《之江新语》专栏就这样持续了下来。专栏的内容就是习书记讲话中一些金句。其中，有的是习书记下乡调研时的即兴讲话，有的是座谈会上交流的精妙比喻，有的是习书记在汽车上与同志们交谈时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是习书记在会上讲话时的插话。

    可以说，《之江新语》刊登的一系列短评，是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闪光思想、重要观点、深切感受的集中体现，是他在浙江大地思考与实践的宝贵结晶，是他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总结，是国内外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之江新语》也有力佐证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地。

    2007年3月下旬，习书记即将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还有4篇稿件尚未刊登，我就尽快整理并发表。这样，《之江新语》从2003年2月25日发表第一篇，到2007年3月25日收尾，共232篇稿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8月结集出版。由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2013年11月后陆续重印再版，还在许多国家发行。

    采访组：您是《之江新语》从发表到结集成书的见证者，请您给我们讲讲《之江新语》背后的故事吧。

    周咏南：我深知《之江新语》每一篇的背后都有着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的动人故事，既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主张，也有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生动阐述，篇篇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娴熟运用。我举几个例子谈谈“背后的故事”。

    习书记在浙江，讲得比较多的就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个思想也以短评形式收录在《之江新语》中。其实习书记关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思想，都不仅仅是立足于浙江这么一个省，而是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来审视和思考的。比如当时浙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企业要去外地办企业，有些地方政府就会把留在本省的该企业税收提高，之前给的各种优惠政策也会取消掉，说到底还是不想让企业离开本土。但事实上，浙江是一个陆域面积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又相对匮乏的省份，发展空间并不大，如果都局限在本省，土地和其他资源都会制约浙江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样的困境，习书记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领导干部要开阔眼界和思路，更要有全局观。他提出一个“地瓜理论”，就是说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习书记认为，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见其成。“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首先是一种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中央明确要求东部地区认真做好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浙江是全国的浙江，必须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加快自身发展，不折不扣地完成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任务，主动参与服务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习书记经常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也是必然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原有的一部分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必须寻找新出路，拓展新空间。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使浙江在与各地交流与合作中，进一步强化发展优势，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以说，习书记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当时的浙江发展，而且对现在的浙江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在具体实施层面，习书记还强调“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浙江人历来就有走南闯北经商、漂洋过海创业的传统，百万浙商大军在市场经济驱动下，奔赴全国各地投资，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人称作“浙商现象”。对此，习书记提出要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开明大度，乐观其成。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主力军作用，坚持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方针，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积极引导和鼓励浙商参与各个区域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浙江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同时，习书记还强调注重坚持统筹兼顾。要立足自己，苦练内功，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好。这是“跳出浙江”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的梯度转移。习书记在基层调研时，往往辩证地说，一方面要从长远来谋划，尽力为浙江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另一方面要从全局来谋划，为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腾出空间。要妥善处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既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台、做好引导，又为引进高层次产业和人才创造良好环境，更好地利用省内外的资源和市场。习书记还经常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关系，把在外浙商与浙江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促使在外浙商更好地为发展浙江服务。

    为了实现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习书记还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两鸟论”，均被收录在《之江新语》里。他并不是生硬地抛出“两鸟论”，而是用鲜活的语言表述出来。他说，那些噪音大、哇啦哇啦乱叫的鸟，吃得多、产蛋又少，我们要把这种“鸟”放出去，给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腾出发展空间。习书记还考虑得非常周全，提出让大家进一步思考把这些“鸟”放到哪里去的问题，提升发展的针对性、有效性。

    《之江新语》里也有这么一篇文章《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习书记说，打个通俗的比喻，就是要养好“两只鸟”，一只是“凤凰涅槃”，另一只是“腾笼换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

    习书记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这种对更高境界的不懈追求，也是“浙江精神”在新时期的生动体现。

    再比如，习书记常用一些鲜活比喻，反映干部使用和队伍建设上时常会遇到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之江新语》中有一篇题为《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他在文中说得很明白：“不能形成‘唯票’的导向，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所谓的‘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拉票、贿选。”当时是怎么谈起这个问题的呢？大概是在2003年，习书记与当时一位负责干部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去衢州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坐在车上的时候，习书记就问他们：“现在提拔干部，大多需要公开竞聘、公开考试，差一票、差一分都不行。很多干部动不动就是满票，搞得大家都不敢得罪人。因为我批评了你，你对我肯定就有意见，最后不干工作、不担当、不作为的老好人得票反而最高。这样长期下去，我们的干部队伍，最终会成为一支怎样的干部队伍呢？”习书记当时就表示，组织上不要倡导干部当满票干部，组织部门在选拔过程中也不能唯票。

    还有一次，习书记去一个市调研，谈到了党委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座谈会上，他先让市委书记汇报，然后请市长再讲一下。市长当时就推辞，说书记都代表我了，我就没什么可讲的了。习书记就半开玩笑地问市长：“你说这话是真心话呢，还是觉得书记比你大，你就客气一下，不讲了呢？”市长说是真心的。习书记说：“是真心的就好。但不是说他都代表你了，你就不能讲了，你也可以讲一下。”

    这位市长很感动，马上谈了自己对工作的想法，习书记接着说：“一个班子，无论是书记、市长还是其他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是非常难得的。书记、市长要唱好二人转，你一个人拿着个手帕在那里转得再精彩，另一个人不配合，也不好看。一个班子其实也是一台戏。不光是二人转，大合唱也是一样的，要是四五十个人的大合唱，有人在后面偷懒，嘴巴动动，可能看不出来。五六个人、六七个人的班子组在一起搞合唱，谁只动嘴巴不出声就一眼看出来了。不能滥竽充数了。班子的团结和谐非常重要。”习书记的这个形象比喻后来以《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为题发表在《之江新语》栏目。文中讲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组织，对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豁达一些，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增进团结，形成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

    习书记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之江新语》里有一篇文章《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习书记在文中说，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城乡二元成为一种体制，就人为地造成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差别。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民都搬到城里来，让农民都变成市民，而必须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减少农民的同时，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公共资源的投入由城市为主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传统农业改造建设为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能持续致富农民的高效生态农业，把传统的村落改造为让农民也能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农村新社区，把传统的农民改造为适应生产分工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习书记说，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发展和变革，逐步消除农民和市民在实质上的差别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八八战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文化大省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两只鸟”到高质量发展，从“两只手”到全面深化改革，从“三笔账”到全面从严治党，从浙江党建八项规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从浙江三个不“为”到中央三个不“腐”，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到“一带一路”，从浙江山海协作到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可以在浙江大地找到源头，《之江新语》也将习书记的重要思想和精辟观点忠实地记录了下来。这本书对全国广大干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据我了解，全国很多干部研读了这本书后，都觉得既深刻，又接地气，也很实用，有的干部把它作为案头的工作必备读物。不仅国内，国外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了解浙江的发展，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

    可以说，习书记主政浙江的这段历程，对他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像他离任浙江时讲的那样：“我在浙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经历中学不到的东西。”他的智慧与韬略，在浙江这片热土上得到了充分实践，而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广大人民的热爱，也都深深浸润在《之江新语》的字里行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请您谈谈他在浙江期间抓基层党建有哪些突出特点？

    周咏南：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全国先富起来的地区，在2004年的时候，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19年位列全国省区第一。长期在基层走访调研的习书记，却敏锐关注到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的短板。因此，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习书记在浙江抓党的建设的工作重点。

    有一次调研结束后，习书记将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说：“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响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习书记关心下，浙江开展了一场关于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摸底式排查。调查结果让很多人震动：在浙江这样的“富省”，竟然还有几千个村党组织或多或少存在“无处办公”的问题。2005年初，这份调查报告摆上了习书记的案头，他阅后当即批示：“调查中反映出的较集中的意见应作为整改努力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应着手研究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部分农村基层的基础建设薄弱、工作条件差的问题。”省里迅速行动，立整立改。2005年6月，在习书记倡导下，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问题的意见》，提出力争在2006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办公场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都有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之后，全省各级各部门先后投入十多亿元，为3598个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村组织新建办公场所，对5145个经济薄弱村的活动场所进行了新建、改建和修建，实现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全覆盖。2006年，这一工作经验从浙江推向全国，使党的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浙江的特色和优势，就是迅猛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但这也给浙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党的建设同样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此，习书记展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深邃思考——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都要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新领域党建工作。

    2002年12月23日，习书记在温州调研时，对当地在非公有制企业、新社会组织等新领域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创新予以肯定。习书记经常说，要进一步完善新领域党组织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制度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2003年2月，习书记在地处绍兴诸暨的海亮集团调研时，生产车间流水线上“党员先锋岗”的铭牌引起了他的关注。习书记详细了解公司的党建情况，叮嘱公司党委书记冯亚丽要充分发挥党员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创一流业绩。

    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且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党组织的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得到中组部的充分肯定。

    习书记曾把乡镇比作“阵地”。他说：“基层干部不能光在这里学习学习，不能老是‘付学费’，更不能让阵地‘失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抗台防洪等突发自然灾害问题，特别需要经验，特别需要‘老乡镇’，如果一茬把人都换走了，下回台风来了，还得重新‘付学费’。”在习书记的倡导下，浙江各级对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的干部高看一眼，予以重用；同时，也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让他们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服务人民。

    2003年初，在习书记倡导下，浙江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第二年，又推出农村指导员制度，从各级机关挑选一批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为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位农村工作指导员，切实担当起农村政策宣传、民情民意调研、矛盾纠纷调解、富民强村服务、民主制度监督和组织建设督导的职责。通过这些制度举措，在基层一线培养和磨炼了大批年轻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这两项制度，浙江一直到现在还坚持实行。

    2004年10月，习书记带领省委一班人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的部署，也就是浙江的党建八项规定：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体制基础，不断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领。

    抓好基层党建的同时，习书记也十分重视机关党建和作风建设。他总是说，机关作风和党建不能成为“灯下黑”，作为领导机关，有时候手电筒照人家，照不到自己，要人家怎么样，自己却做不到，变成“两面人”，造成“灯下黑”。

    2003年5月26日，习书记到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直机关工委等单位调研，对省直机关党建工作给予肯定，但也提出了要求。他说，机关党工委的工作是我们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别的部门无法替代的工作任务。精益求精地做好机关党建工作，大有可为。习书记还要求机关工委和机关党组织，必须管好党员、管好干部、管好首脑机关。

    习书记不但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每年，习书记至少一到两次，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到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与其他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他说，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机关党支部要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上发挥表率作用。在习书记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心下，省委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他还让省委办公厅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注意选树典型是习近平同志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工作方法。请您介绍一下他在浙江期间是怎样以典型事迹教育人的。

    周咏南：习书记经常说一句话：在战争年代，一个黄继光，把全中国人团结起来，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雷锋，把那么多人统一起来，投入祖国建设。所以，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一定要有典型，一定要有标杆，一定要有楷模，在什么时期的工作中，就要推出什么样的典型，然后大家就跟着上。工作中，习书记就喜欢用典型来推动工作。

    这里有两个典型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个是个人的典型，永嘉县山坑乡后九夅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当时郑九万因为操劳过度突发疾病，送到医院去抢救。老百姓知道后自发把家里的鸡、鸡蛋卖了换钱送到医院，为他治病。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指示我们尽快派人去报道这个先进典型。相关报道刊登出后，习书记又很快作出批示，其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后来，习书记还专门去温州市永嘉县山坑乡的这个偏远山村，到郑九万家中看望他。那天雨很大，山路崎岖不平，从郑九万家里出来的路上，习书记一边给郑九万打伞，一边还扶着他，场面非常感人。要知道，习书记在任何时候，从来不让别人给他打伞，但在这个时刻，他给郑九万打伞，可见人民群众和先进典型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习书记不仅注重树立优秀个人典型，还大力树立先进集体典型，而且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的形势和需要，树立不同的先进典型。比如带领人民奔小康，习书记就推出了东阳市花园村作为典型；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推出了宁波奉化市滕头村作为典型；还把义乌市树立成深化改革的先进典型。

    义乌本来只是一个位于浙江省中部、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的县级市，习书记在调研后发现，这里的基层乡镇压力很大，也很辛苦，责任很大，权力很少，制约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就是他经常讲的，孩子大了，原来的衣服穿不进去了，要换衣服。于是，他提出职责权统一，扩大义乌的地方自主权。尽管义乌是属于金华市辖下的一个县级市，但义乌现在有自己的一套审批制度和机构，许多项目不需要上报金华市里审批。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浙江“11+1”的行政区划，就是11个市，加上一个义乌。在习书记的关心和支持下，义乌得到了快速发展。后来，我们总结经验，提出了“义乌模式”，准备在全省推广。习书记却对我说，不要用“模式”，因为所谓的“模式”就固定不变，改革创新是无止境的。他说应该叫“义乌经验”。在习书记的支持和义乌这个改革典型的影响下，浙江省很多市县乡镇开始扩权，随后“义乌经验”也在全国推广开来，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效应。

    习书记不仅树立各种先进典型，他还特别注重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引导。省里每次给先进典型开报告会，习书记都会亲自出席、讲话，还与先进典型合影留念。有一次，浙江省评出“十大见义勇为勇士”典型，当时习书记外出调研刚刚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特地在省政府大院接见了这十名见义勇为勇士，还在省委大楼前与大家合影留念。2006年12月，温州市苍南县评出了一批“抗台勇士”，一般来说，县里自己评选的先进典型，省委书记是不去接见的。但刚好在苍南调研灾后重建工作的习书记还是赶过去接见了“抗台勇士”，与他们交谈并合影。可见，习书记确实很注重树立先进典型，也很注重用先进典型引路和推动各项工作。

    采访组：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多次讲到深化改革、推动浙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问题。根据您随同调研的观察，请谈谈他是如何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的？在深化改革等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周咏南：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都一再强调：“要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在习书记看来，政治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济社会发展上，也必须把中央的精神坚决贯彻好、落实好。但在贯彻落实中央经济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也要结合当地的实际。他经常说：“我们中国这么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西部的情况跟东部的不一样，东北的情况跟南方的又不一样，如果都用一个政策去套，就像把同一件衬衣拿给不同的人穿，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大家穿着就很难受。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的发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要把中央的精神与我们浙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并努力为全国提供经验。”

    为了创造性地把中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习书记在领导浙江工作中提出了像“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样的思路和理念，推动浙江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等方面干在了实处，走在了前列。

    2005年8月，习书记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当时的村支书汇报：村里以前办矿山、水泥厂，经济富裕了，却污染了环境，不久前刚刚关掉了一些，已经着手复绿复耕了，看来以后要靠生态旅游、农家乐，靠着青山吃青山了。听了村支书介绍的情况，习书记对余村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他们继续朝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紧接着，他还说了此后深刻影响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番话：“生态资源是这里最宝贵的资源，应该说你们安吉做得很好，能感受到，你们今后要真正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立县’的道路。既然要‘生态立县’，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什么都要。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不是发展。反过来讲，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最宝贵的，我们也要有所不为，也可能甚至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这就是要在经济结构上，舍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高能耗产业……一定不要再去想走老路，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到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就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闷热的小房间里，习书记和大家座谈了一个多小时。座谈后，村干部们表示希望合张影，他欣然答应，并说：“正好我们新老村干部可以留个念。”他们一同来到小楼底下的空旷处，在一片景观竹林前留下了难忘的瞬间。临别时，习书记再三叮嘱我：“咏南，一定要把照片冲印出来寄给他们。”

    9天后，《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栏目刊登了一篇文章《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活动，常常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里。

    面对浙江民间蓬勃有为的创新创业热情，习书记多次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两只手”是什么？习书记说：“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无形的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不开这两只手，关键是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抓服务，市场的这只手壮大了，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在一次调研中，习书记指出，政府这只手伸得特别长，但市场这只手现在太萎缩，伸得不够长。他说，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各有各的作用，政府这只手，就应该搞好服务，同时起到监督作用；市场这只手，就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习书记的这些观点还写进《之江新语》，题为《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一文中。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两只手”理论。

    为了把“两只手”理论落到实处，习书记提出了打造服务型政府，还把机关作风建设作为践行“两只手”理论的有力抓手。记得2007年正月初八，春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省、市、县（市、区）三级联动的全省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会议。经过这些年来看，我们浙江的干部总体还是很不错的，政治意识、规矩意识和服务意识特别强，乱七八糟的事情比较少，这与习书记当年狠抓机关作风建设密不可分。

    习书记经常对外地来浙江考察的同志讲，有人说，浙江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但是老百姓经济并不是说党委、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恰恰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稳步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后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显眼，也被各大媒体转载解读，这句话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两只手”理论的“升级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科学论断，而浙江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指导性和预见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前后5年时间，您一直随行报道，您觉得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周咏南：要让我说习书记的特点，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习书记工作勤勉，是一个立说立行的人。凡是他说到的，就会马上去做，而且一定会做到最好。【下转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