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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合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跨过石板桥，走过鹅卵石路，经过长长的巷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三合院。

    这个地方，杨建尧多次来过。门前许广平题字“柔石故居”的牌匾，院子中央亭亭如盖的桂花树，还有踩上去“吱呀”作响的木地板，都承载着他年少时的回忆。

    “先生牺牲时29岁，而我今年正好30岁。跨越百年，先生在那头，我在这头。作为同龄之人，心中有无数话想同先生说……”望着前堂戴着眼镜的柔石铜像，杨建尧满眼敬意。

    家乡·文艺·小镇青年

    二楼的最西侧，是柔石生前的书房。

    昏黄的煤油灯，落寞的藤椅，满柜子的外文书籍，还有桌上翻得半旧的《彷徨》……时间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先生当年应该就在这里识字、读书、思考，一步步走上文艺创作之路。”杨建尧拉开椅子，默默坐下，窗外院子里春意正浓。

    成为一个学问家，一直是柔石的人生志向。他酷爱读书，自学多国语言，阅读多国专著，长于书画篆刻音律。因为好学，他的近视眼镜片就像瓶底那么厚。

    天真、好学、硬气、热忱，有些迂……在友人们纪念柔石的文章里，杨建尧看到了一位立体多面的青年，鲁迅那句“台州式的硬气”更是让他和宁海的另一乡贤方孝孺，联系在了一起。

    多灾多难，贫穷落后，偏僻闭塞——上个世纪初，江南小镇禁锢得如罐头一般，安分守己是一种本分也是一种习惯。这让接受了新文化的柔石，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一天，一大家子围坐一起吃饭，柔石低头看着饭碗，一粒一粒地向嘴里送。在无底洞般的沉默之中，他下定了决心：“来冲破这牢笼的范围罢！我要离开家乡了。”

    自此，小镇青年出走，向着更大的世界奔去。

    苦闷·孤独·知识分子

    “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的沸！而我却没有帮他出过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示威运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国民么？惭愧，惭愧……”

    在二楼的陈列馆，杨建尧印象最深的一段，来自柔石自我拷问般的日记。那是1925年9月10日，五卅运动已然轰轰烈烈席卷全国，救亡图存的热潮正在不断扩散蔓延。

    23岁的柔石，正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历经了人生前所未有的苦闷。文章卖不出去，“买书之欲又炽”，只能依靠兄长接济，有时，身上甚至连买大饼油条的铜板也没有。

    “从本心出发，他想出国深造，想写作做学问，但一切客观条件不能如他所愿。与此同时，在新道德和旧道德之间，在新思维和旧秩序之间，柔石卡在其中，矛盾而又徘徊。”杨建尧感慨道。

    “极想有为，怀着热爱”——那一代包括柔石在内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然觉醒，但却惊讶地发现，眼前的世界无法融入、无路可走。

    年轻的柔石，试图求助于教育，认为“教育能普及，则无论何事，皆不难迎刃而解矣”；但“亭旁暴动”的失败和宁海中学遇劫，则让他不得不单身出走上海，也正是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走上了另一条光明的出路。

    “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斗争·牺牲·热血青年

    “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杨建尧一字一句地读着鲁迅所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正是因为这篇纪念文章，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中国青年。

    1928年，上海，景云里。26岁的柔石遇到了已是文坛大家的鲁迅，弄文学、编《朝花》、办期刊、搞翻译，筹备成立“左联”、写成《为了奴隶的母亲》……1930年，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和鲁迅联系的桥梁。

    “在我看来，鲁迅和柔石的关系，有点像父子。正是在鲁迅的影响下，柔石不仅文学创作更加成熟，还一改往日的多愁善感，成为一位在白色恐怖之中敢于斗争的热血青年。”杨建尧说。

    1931年2月7日，上海，大雪。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柔石，身中十弹，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有很复杂的情绪。敬仰的是先生一生轰轰烈烈、视死如归，惋惜的是其人生的短暂，本是生命最美好的年华，却就此陨落。”杨建尧说。

    他还记得，16岁那年进入柔石中学读书。“金桥文学社”第一次活动，他即兴作了《像柔石一样活着》的演讲，讲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匆匆，应该如柔石一样，为了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

    “多年以后，我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也有过彷徨苦闷。每当疲惫之时，我都会到柔石故居去走走，提醒自己要始终初心不改、奋斗不止，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华而奋斗终生。”杨建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