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代来华西人绘制的宁波城北门景象（大英图书馆藏）。

1900年船驶离前宁波码头的繁忙景象（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已知首张宁波城航拍影像（1929年）。

民国初年宁波城地图，从中可见城墙切断了“老城”与周边繁荣商业区块的联系，客观上限制了城市空间的向好拓展。

1910年《图画日报》发表的童爱楼风物画《宁波江北岸》。此画主体描绘了甬江两岸古城与洋人居留地“一桥相连”的独特城市景观——象征着古代宁波与近代宁波的城市守望。

1930年《道路月刊》刊载的宁波公园路改造前后对比图。

1936年上海《文化建设》月刊配发新旧灵桥对比图，感叹“并列可知现代建筑之进步”。

    2021年，宁波迎来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年。1200年间，枕江滨海的宁波城于空间营构、内涵塑造上均颇有成就，以“区域中心、东亚都会”的形象矗立四明大地。宁波城市之所以能跨越千载而经久不衰，其奥妙首先在于代代宁波人对城市发展始终抱以“守正创新”的开放态度，以“城变”迎接时代变化，凭思想空间的延拓赢得城市空间的振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宁波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宁波城走向何方成为那个时代宁波发展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个目标，近代宁波与心系宁波的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建言，掀起了持续数十载、牵涉各方各面的“振兴宁波城市”思潮。

    近代宁波的城市振兴思潮，深植于宁波人发自肺腑的文化自信——吾乡天赐福地，此城大可有为。1947年，中国人文地理学重要奠基人、乡贤张其昀先生对故土盛赞道：“宁波人真可说是‘海之骄子’……一方富于大陆雄伟之精神，一方又富于海国超迈之意量！”陆海之间、南北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宁波城市文明，令不少近代宁波人由衷地热爱家乡。1934年2月25日，镇海籍著名作家周劭自上海回甬，游历了宁波城。在当天记下的随笔里，这位旅沪宁波文人对宁波都市发展赞不绝口，热血沸腾地写道：“这便是‘准上海’！倘然你是故乡人到这儿来逛，正恰似他们，宁波人到上海去一样，同样地会感到都市文明的奇特！”周劭不光视宁波为近代“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准”翻版，更把宁波列为体验“都市文明”的理想田野，足见宁波城在他心里的千钧重量。

    热爱故乡，乃人之常情。近代宁波的城市振兴思潮，其实缘于爱乡贤达对城市发展结构性危机的洞见与忧患。

    1924年，陈布雷在《宁波周报》上与镇海籍著名出版家张静庐，以及后来创办《四明日报》的汪北平商榷“改造宁波之先决问题”。陈布雷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宁波帮”商业发达的光芒下，宁波城市发展仍存在教育缺位、城乡人口失衡、地方特色产业萎靡等严重社会短板。为此，陈布雷呼吁宁波城市规划要统合更多非商业内容，“谋宁波之健全发达，俾适合生存于现代社会。”陈氏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近代宁波文化教育与城市经济地位的不匹配，一直困扰着宁波城市振兴大业。直至1947年，《浙江记者》的杂志编辑还严肃批评“宁波虽是浙东属一属二的城市，但文化事业确是落后的地方。”

    1929年，奉化籍地理学者顾礼宁在《宁波都市之概观》一文内历数了宁波城市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认为山海交夹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上海繁荣的人文地理牵制，使宁波进出口商贸、制造业等方面处于被动位置。但顾礼宁在文末特别强调，地理环境限制并不意味着宁波发展前路迷茫，他号召同乡转危为机，使宁波城市逆势上扬：“怎样去充分利用环境，以求发展宁波都市，这是宁波人应共同努力的。”知难而进的品格赋予近代宁波城市振兴以方向、勇气，为近代宁波城市发展自“思变”迈入“质变”开辟了前途。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大多脱胎于向上海这座“亲戚”城的学习借鉴。相关实践也是近代“宁波帮”调动上海优势资源反哺故园发展的爱乡情怀结晶。

    1924年，宁波籍近代上海新闻界闻人童爱楼于《宁波周报》刊出政论《振兴宁波市面之计画》，以上海为参照对象，考察了宁波城“老树着花”（重获新生）的机遇与挑战：“宁波亦为五口通商之一，本属浙省名城、南洋巨埠。其初是邦人士，多固步自封，习成旧俗。凡上海所通行大得振兴市面、利益群生之各事，多不仿而行之，熟视上海继长增高，而宁波终无咫尺之展布也。宁波失业之人反群赴上海谋毫末之利，而弃掷故乡大可为之地。”同年，童爱楼又在《改良宁波市政之管见》一文中再次强调宁波城市蜕变应充分参考上海样本：上海繁荣“无他奇策，不过马路广阔、电灯明亮、饮料清洁、交通便利而已……方悟改造宁波亦属不难之事也。”

    1947年元旦，著名实业家、长期投身宁波城市保护与发展事业的陈如馨，在《时事公报》上发表了《建设新宁波刍议》。《刍议》面向旅沪“宁波帮”，动员“七邑旅沪同乡中财政家、实业家、教育家、科学家”组织成立“宁波建设协会”，积极指导并联络各方资源以支持宁波城市改良。同年3月，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坐办的应斐章在当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头版撰文应和陈氏倡议，提出“宁波地方，诚如陈先生所言，具有世界都市之条件。利用先天条件，奋力加以经营，陈先生理想中之文化城、工商区、名胜地必有实现之日……建设故乡，以事业言，必获辉煌成果；以声誉言，必且震惊世界。”

    近代“宁波帮”人士支持宁波城市振兴的思潮，也曾缔造了若干宁波城市规划的有益实践。譬如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的奉化籍近代中国外交家王正廷，1947年4月携妻子回甬扫墓。在与宁波士绅餐叙时，王正廷畅谈了几点可操作性极强的建设家乡提议：“整理东钱湖名胜、修建新江大桥、筹设自来水厂”；同年10月，陈如馨与数位上海“宁波帮”友人一道回乡探访。经过几天观察，陈在返沪后以《谈谈宁波的市政》为题致函《时事公报》，提出五点求真务实的“整顿市容意见”：修理人行道；整饬市房；在檐口未装水溜者，应即配置；行道树应加以保护；改装日光灯。

    可以说正是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在多个关键时机充分激励了“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成就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一段段佳话。

    打破城墙束缚，变“城池”为“城市”，是近代宁波一场规模浩大、历时较久的近代化工程。

    早在1913年2月，宁波城西门的居民就因此处月城内垃圾废瓦高 堆，人居环境恶化，请求政府拆除早已坍圮一半的城西雉堞，整饬老城沿乱象。《新闻报》编辑将此次动议形容为宁波“拆城之先声”。此后，拆除宁波城墙以促进现代城市空间营建的呼声日益高涨。1923年，鄞县市政筹备处在呈递上级的报告中称：“市政范围至阔且大，原非限于拆城筑路，而拆城筑路实为最急。”于是在1920年至1931年间，宁波老城四合的城墙被陆续拆除，古砖旧石或列入“千晋斋”收藏，或转为华美医院、城内道路等新修公共设施的原材料，蜕变为宁波城新生的一个个分子。

    在近代宁波变“城池”为“城市”的进程间，拆城与筑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从交通近代化角度看，拆除城墙首先是为了便利城市道路。因而，当捆绑宁波城市空间近代化手脚的城墙渐次倒下，如何修筑符合近代都会想象的城市道路，便成为宁波城市振兴思潮的一道“时代考题”。对此，近代宁波人集思广益，寻找路与城共进共荣的科学方案：1928年，童爱楼为《宁波市政月刊》撰写了《振兴宁波全市计划》评议，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欲全市兴盛，以交通便利为第一着。”随后又展开谈到“本城马路次第兴筑，且积极进行，不遗余力，然而马路必须路旁高墙尽改店屋以辅助之，则顿成繁盛气象”——这就要求新宁波的城市道路不但要“通”，并且要“旺”，在疏通人物流的同时增益城市商业氛围，形构“路路通，处处店”的近代化繁华大都市景象。

    由此，宁波城市的范围彻底突破三江口古城的刻板限定，走上了随发展要素自由生长的正确道路。1928年的《宁波市暂行条例》，明确宁波“行政区域”（城市范围）是“鄞县城厢及江北之全部，北沿姚江，东北至慈镇桥，延至甬江北岸孔浦。甬江南岸由余邑迄，东至镇东桥，东南至白鹤桥，南至段塘市，西望望春桥”，完全突破了前近代“宁波城”空间意象的城墙边界。

    在此基础上，修筑宁波老城边际外的城市公路也被纳入全新市政安排。上世纪30年代，鄞县建设委员会组织筹划了“鄞县县道”项目。委员会筹划的鄞县道路编组方案为：“四乡客货，悉以宁波市为集中地点，而县政府亦设于市区，故当以宁波市为鄞县县道之中心，由此辐射于东南西之乡，作为干线。各干线间连以支线，则如网在网。”由此，“后城墙时代”规划者眼中宁波城市的空间发展跨过了城墙，跳脱三江口固有城市区向旧时乡郊“要地”，由此向空间意义上的大都市迈进。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既对宁波城市经济发展寄予厚望，也前瞻地讨论了宁波城市除经济外诸事业多位一体进步的历史可能。1925年，张其昀发表在《史地学报》的《宁波建设省会之希望》胪列了宁波都市发展的“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显著优势，亦着重强调宁波的“文化中心”地位，就此举证“浙东学术”“宁波商人”“乡治主义”“民族主义”等四项甬上文化亮点。五年后，陈邦济撰文探讨了“全市土地之设计”（宁波城市规划），全面评议了宁波城市住宅区、行政区、工商业区空间布局的既有问题，也贡献了若干改进方案。陈氏方案设定的宁波城土地利用新模式以“住宅扩散，行政集中，工商择优”为主导方针——在民生方面扩充城市外住宅地面积，不至“将来人口增加，更无插足之地”；在行政方面把临时安置在各处的市府机关集中到中心区办公，避免“交通上与时间上妨碍行政”；在工商业方面践行“前港后厂”的工商业组合发展模式，使甬江、奉化江两岸的宁波城边沿焕新为发达近代工业聚集地、重要商贸流转地。陈邦济对宁波城市发展的思考，兼及百姓民生、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体现了宁波人对家乡由“经济大市”升级为“大都会”的渴望。

    百年前，宁波前辈为城市振兴殚精竭虑，为宁波城市全面繁荣注入了智慧。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引领宁波稳度暗潮汹涌的历史转换期，傲居近代中国东南沿海都市榜单前列，成就了宁波8000年文明史、三江口1200年建城史上的一段夺目辉煌。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无疑是今日宁波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蓝图的直观历史经验。同样，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囊括的“爱乡奉献”“知难而进”“择优而从”“均衡理性”精神，亦当为新时代宁波城市理想继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宁波必将续写近代城市振兴的佳话，缔造更宏伟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