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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6月0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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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月湖:江南都市的千年文化中心


孔庙的“棂星门”

天一阁

伏跗室

白云庄“证人书院”

王应麟(右)铜像

黄宗羲塑像

月湖景区全祖望像

天一阁东园“三缺一”麻将局铜像

    

    

    黄文杰/文 周建平/摄

    

    北宋王安石创办县学后,先有教育闻达汇聚,后有哲学大家荟萃。千年之间书院林立,书楼遍布,诗礼簪缨之族相连,其流泽延续至明清,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近代开埠以后,宁波得风气之先,月湖周围涌现了翁氏、马氏等新型家族,实现了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进。

    书香月湖见证了浙东学术、中国儒学发展的转型,也折射着江南及至中国文化精英对人生的探索、对国家责任的担负。

    

    书院林立 文教勃兴

    

    

    月湖畔县学街第一医院的后门,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古楼门。这里原先是鄞县孔庙所在地,这座门便是孔庙的“棂星门”。千年之前,26岁的王安石把庆历新政的兴学新风带到宁波,在这座孔庙设立了县学,鄞县官方教育从此开始。当时明州城内人才匮乏,王安石不辞辛劳到乡野遍寻硕儒,先后有杜醇、楼郁、杨适、王致、王说等饱学之士前来讲学,史称“庆历五先生”。五先生的教育追随“宋初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的学术典范,使宁波文化迅速贴近中原,大大改善了四明地域的文化环境。全祖望称赞“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明州出进士124名,其中宋初16名,而庆历时期至北宋末,不过80年,就出了108名。

    因为官学名额有限,私学成为重要补充。优秀的私学受到读书人的欢迎与官府的支持。“庆历五先生”大多从事私学教育,他们曾经一起聚于鄞县妙音书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王致改建旧宅“酌古堂”,创立鄞江书院;王说因教育成绩卓著,在熙宁九年(1076年),得到了宋神宗敕赐的“桃源书院”一匾;楼郁在月湖竹洲创办私学“楼公讲舍”,后掌教县庠,又被延请教授郡学。楼郁教学前后长达30年,鄞县“乡人翕然师之”,著名的学生有丰稷、舒亶、袁毂、汪锷等。楼郁的后代进士及第者有40人,以南宋进士楼钥仕历最高,位至宰辅。

    至南宋,丞相史浩邀请心学始祖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到月湖讲学,史称“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是慈城人,他的学生如史浩子辈弥忠、弥巩、弥坚,孙辈守之、定之等人外,还有钱时、陈埙等几十人。杨简归里后,史守之辟月湖碧沚为书院,邀请杨简主讲。袁燮家族也是月湖望族,一门进士众多,袁燮是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儿子袁甫是嘉定七年(1214年)的状元。袁燮在月湖城南书院讲学,他的学生史弥忠、史弥巩、袁韶等发扬陆学“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注重实政,为官清廉,都有不错的政绩。舒璘是奉化人,讲学主要在徽州府,丞相留正称其为“当今第一教官”。沈焕是北仑人,主要在月湖竹洲讲学,同时讲学的还有其弟沈炳、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这三位先生又被合称为“竹洲三先生”。这些学者的风云际会,显现了月湖学术开放的气象。“四先生”所主导的四明学派与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等,共同构成了儒学史上重要的浙学篇章,直接开创、启迪着宋元学风。

    

    书楼汇聚 书香绵长

    

    

    科举文化家族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藏书守道成为月湖畔一道温煦的人文脉流。月湖藏书兴于北宋,北宋以楼郁为最,南宋以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为最,元以袁桷的“清容居”为最,明初以丰氏“万卷楼”居首,后以范钦的“天一阁”为第一,清代有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徐时栋的“烟屿楼”等,近代有朱鼎煦的“别宥斋”、冯贞群的“伏跗室”等。这些千年相继的藏书楼,承载着宁波人敬字惜纸的传统,对传统载道典籍的推崇,对圣贤文化的追慕,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对家族、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宁波人以深蕴的文化使命感,使书籍突破时间的侵袭,久藏不散。

    比如闻名天下的天一阁,其书香连接着月湖另一文化家族丰氏。丰氏藏书始于北宋丰稷。丰稷是北宋著名大臣、文学家,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天性嗜学,擅长书法,是家族融冶游艺、治学、藏书于一体风尚的开启者。丰氏家族至明代500年间才俊代出,至丰熙、丰坊父子为又一文化高潮。丰熙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榜眼,丰坊是嘉靖二年(1523年)的进士。丰氏建立的“万卷楼”位于月湖西区,相传藏有唐贺知章的《千字文》、王羲之的《十七帖》等。丰家万卷古本氤氲的书香气象,令江南士人倾慕。但丰坊晚年心智失常,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万卷楼珍版善本被门生窃取过半,后又遭受火灾,损失惨重。无奈之下,丰坊将万卷楼及剩余之书尽售于好友范钦。范钦曾作《对月怀丰南禺》一诗,谓“独抱韦编希孔氏,共推词赋薄扬云”,表达对这位兄长引领自己走进藏书天地的感激之情。

    天一阁续接从宋到明的丰氏万卷楼书香,似乎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通过这两座楼阁把地域的古文化传承连成一气,透射出四明文化家族绵延不息的生命与自我圆融的能力。范钦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为官正直,官至兵部右侍郎。范钦一生爱书如命,宦游四方之时,每到一处,就刻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而且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对无法购置的书就雇人抄录,天一阁抄本占五分之一左右,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有1000卷,《三才广志》有1184卷,可见当时抄书规模之大。最初藏于“东明草堂”,后因藏书量大增,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修建天一阁。范钦在阁前开凿水池,与月湖相通,蓄水备用。范钦立下家规,“严禁烟酒登楼”等,也与丰坊的经验教训有关。

    范氏其他支系家族也有以藏书著称的,如范大澈的“卧云山房”、范汝梓的“落迦山房”、范永祺的“瓮天居”等。天一阁以“藏”出名的同时,也有开放的一面。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阮元等著名学者登阁阅览,并编写书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东史学的发展。而乾隆年间范氏家族向朝廷献书638种,以助编修《四库全书》,得到乾隆御批,使天一阁的影响扩大到整个藏书业。《四库全书》修编成功以后,乾隆下诏,命浙江省织造局寅著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式样与书柜款式,并命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建造四库七阁,用以贮藏《四库全书》。天一阁藏书曾因清末战争、盗窃散失几万册。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后有30余家藏书楼或个人将所藏书籍捐赠给天一阁。其中冯贞群“伏跗室”捐藏书近11万卷、朱鼎煦“别宥斋”捐藏书10万余卷,天一阁藏书已然成为地域薪火相传的事业。

    

    大儒辈出 学脉相继

    

    

    月湖风雅的标志更在于硕儒代出,学脉绵长。南宋“淳熙四先生”主创四明之学以后,月湖学脉基本没有中断过,并不断出现高潮。“浙东学术”重在史学,一般认为“浙东史学”应上溯至宋末元初宁波的黄震与王应麟。黄震,慈溪人,东发学派创始人,著有《戊辰修史传》《古今纪要》等史书,在宋元之际,曾居住日湖之畔。

    月湖畔的浙东史学第一个高潮是王应麟的深宁学派。王应麟生于月湖东岸云石街内的念书巷。现在镇明路云石街路口,有一组群像,中间一位慈祥的老人,左手拿着一本书,正倾身给小孩子讲课。这位老者正是大学者王应麟,他拿的这本书,可能是后代中国人熟悉的启蒙著作《三字经》。王应麟编著过大量蒙学著作,如《小学绀珠》《小学讽咏》《蒙训》等。他一生汲汲追求学问,早年研词科,编有词科参考书《词学指南》四卷、《玉海》二百卷等。入朝为官后,因担任史馆修撰、翰林学士,能够系统翻阅官府和皇家藏书,学问研精覃思,成为儒林领袖。宋亡以后,王应麟隐居月湖,潜心学问,境界日高,完成《困学纪闻》《通鉴地理通释》等大著,百万字类书《玉海》也最终完成。王应麟在学术上致力“经史并重”,基本特点是述而不作,其治学方法主要是由博学而进求笃问、慎思、明辨之功。这种治学方法也是深宁学派的基本方法,在他的弟子袁桷的《延祐四明志》、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中都有体现;这种方法也为清代学者所尊崇,王应麟由此也成为清代朴学的鼻祖。

    月湖史学的第二个高潮是黄宗羲讲学。黄宗羲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实现阳明良知之学向清代实学的转型。黄宗羲博学声名在外,东林、复社人士均向他请教学问,但黄宗羲最为属意的弟子却是甬上学子。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羲亲赴宁波,与学子聚于广济桥高氏家祠,后又会于延庆寺、陈赤衷家、陈氏云在楼、张氏黄过草堂等处,以“证人书院”为名,每月集会两次,给甬上弟子开讲。前后有100多人听讲,其中弟子66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结束,这8年也是黄宗羲讲学最有成就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月湖史学的第三个高潮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时期。私淑,是指全祖望没有得到黄宗羲的亲身教授,但尊其为师。全祖望生于月湖西畔桂井巷,高祖全天叙是修筑月湖桃花堤者。全祖望32岁中进士,后回宁波,着力于著述、授徒为业。著作有30余种400余卷。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是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之一,为学者所推崇。《鲒埼亭集》为其最主要著作,以评、传、碑铭、论、记、跋等各种文章,彰扬一大批明末忠节之士的精神,这些人大多在月湖畔活跃过,如王翊、冯京第、李邺嗣等。

    晚清时代甬人徐时栋、董沛、王梓材等,是清代浙东史学派之殿军。徐时栋,烟屿楼主人,以宋元《四明六志》校刻树立了他在地方史学研究上的权威,并主纂光绪《鄞县志》。董沛为徐时栋忘年之交,徐时栋在病危时将鄞县县志修治之事托付董沛。董沛著有《两浙令长考》《唐书方镇志考证》等,相传其“六一山房”藏书5万多卷。王梓材,世居鄞西柳庄坊,与冯云濠共同编撰《宋元学案补遗》100卷,补遗约有七八百条。

    

    西学东渐 新知蔚起

    

    

    

    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宁波江北岸被迫开埠。西方工业化时代的科技、政治、生活等文明也不断接驳到宁波。月湖见证着现代与传统、西式与中式的互相纠缠与撞击,浓缩着整个中国的近代大变革。

    陈鱼门是月湖士大夫转型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位于天一阁景区内的陈氏宗祠,目前陈列主题是麻将起源地。在平和堂有一组“三缺一”的麻将局铜像,正中长袍马褂者就是陈鱼门。陈鱼门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拔贡,因平乱有功,授内阁中书,后辞职还乡。陈氏历代行善乡里,陈鱼门继承世家大族的好义家风,出面办了很多慈善事业,如集资从外国人手中赎回跨越姚江的新江桥,改为免费通行的义桥,并在桥上添设煤油路灯。陈鱼门寓居江北岸同兴街,精通洋务。陈鱼门是现代麻将的改进者,麻将是他开展中外交际的一张十分重要的牌。这就是天一阁有趣群塑的来源。

    中西交汇的诸多事件使宁波人更早地审视科学技术在富国强民和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去思考从教育入手,“兴西学”,培养西学人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紧接月湖最后一代进士,新式学堂教育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清光绪五年(1879年),辨志书院在月湖竹洲建立,这是浙江最早的新式书院,在学科上设立了传统书院所没有的舆地、天算两科。科举制度废除后,士大夫群体走向分化,一部分人投身于教育、科研等职业,承担起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启蒙精英角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宁波府师范学堂建立,由月湖书院改建,创立者为士绅张美翊、陈训正。张美翊出生于月湖边上青石街书香张氏家族,先祖张士培、士埙兄弟即为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的弟子。张美翊曾跟随宁绍道台薛福成出使西欧各国,协助其著成《续瀛环志略》《东南海岛图经》等。后协助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曾两度担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陈训正与陈布雷、陈训慈为三兄弟,为乡里所属望。他还参与创建了私立效实中学、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正始中学等。新式学堂成为宁波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场所,一批又一批新的宁波知识分子在这些自由与包容的教育场域中,完成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文化心理的熏陶与淬砺。从这些学校中走出了物理学家戴传曾、克隆之父童第周、华裔女作家於梨华、革命家陈修良、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

    因为本地教育相对落后,无法满足求学之需,月湖书生负笈外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潮流。他们创造和传承文化,以卓越的新学与用世的行动,成为近代中国的脊梁。著名的有大书院巷的翁氏家族,翁氏一门三院士,翁文灏是民国时的院士,翁文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们的侄子翁心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宁波典型的院士家族。芙蓉洲马衙街则走出了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马廉五兄弟,因同时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北京大学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研究,故称“五马”,成就月湖的一段民国奇闻。马裕藻是几个兄弟的领头人,曾在宁波府中学堂任校长。宁波府中学堂前身即1898年宁波知府程云俶在月湖创办的“储才学堂”。马廉曾于1932年回月湖养病,其间访得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录鬼簿》等,元曲作家的相关研究由此得以推进;他还搜集了大量当时宁波拆毁的古城墙砖,并捐献给天一阁。这就是天一阁“千晋斋”的来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马”既有邃密旧学,又能创造新知,是月湖书香在这一时代的代表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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