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鄞县县立图书馆馆舍

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图书馆阅览室

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图书馆图书室

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师竹楼）

1926年《鄞县私立效实中学校舍平面图》

    “书藏古今”是宁波重要的历史文化基因。在“藏”的历史中，宁波城自宋至现代，涌现出了不少藏书楼、藏书家，尤以天一阁为著。然而书籍不仅仅是收藏品，它的核心功能是阅读，因而宁波文化史中少不了阅读空间的存在。

    自1844年宁波开埠后，西风东渐，中风犹劲，宁波人的阅读空间出现了新的特征：中西并蓄、公私俱兴。宁波人的阅读空间在古代以私人的阅读空间为主，书院等半公共阅读空间发展有限。19世纪中后期以来，公共图书馆（公共藏书楼）、学校图书馆、新式书店等全新的半公共、公共阅读空间在宁波相继得到发展，宁波近代城市阅读空间体系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公私阅读空间都出现中式传统格局与西式器物、设备、制度并存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宁波城市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陈英浩 

    书房革命：家中读书环境变化“交关大”

    宁波人何时设有专门的书房？答案是宋代。两宋时期，宁波文教大兴，城内外开始出现藏书楼。那时的宁波人在私宅或藏书楼中筑有专门读书室，有些文人开始命名自己的书房。比如宋元之际的大学者王应麟家族的读书室名为“汲古堂”，堂名乃据宋理宗钦赐匾额定名，今址在海曙的念书巷。此时由于书籍装帧卷子、经折装、包背装等样式并存，书房之内出现了带板的书架，架上卷轴、图籍、金石文物并存。书房内其他陈设十分简单，多为文房四宝、几案而已，椅子亦日渐普及开来。

    明清时期宁波文人书房陈设日趋复杂，陈设布局风格偏向风雅。屠隆是明代中期著名文人，在城内曾有屠园。他在《游具雅编》中就有一份书房陈设名单，依次为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钩、箫、拂尘、如意、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灯、数珠、钵、番经、镜、剑等43种器物，这份单子里不少是装饰器物。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还强调书房内挂画只能挂一轴，否则雅兴锐减。

    当然，宁波城内还有书房陈设追求“简雅”之风。现在海曙郁家巷内的盛氏花厅在被盛炳纬买下前，原是藏书家林廷鳌的近性楼。近性楼内有一间读书室，林廷鳌在书房内布置了大量书架贮藏图籍，其余不过是佛像、古琴、瑟各一。

    宁波开埠后，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以西式、中西合璧建筑为主，早期外国人所居建筑内书房沿用了19世纪西方书房格局，大致是书桌、高高的书架、地板、文具和煤气灯。而像天福巷、泗洲街等中国人修建的里弄建筑（以石库门为代表），一楼客厅两侧的厢房中有一间用作书房。

    老城内的书房样式更趋于传统的中式风格，实用性更强，布局仍按明清时的传统布局。宁波作家苏青在《自己的房间》一文中写道，“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放不下什么。”这虽然是苏青青年时苦于无房的“浮想”，可这或是多数蜗居在老城中的读书人的书房写照。

    宁波城中的伏跗室是冯贞群先生的住宅，北厢房的第一间就是书房。据骆兆平先生回忆，书房朝南有一排玻璃窗，靠窗处有一张三斗桌，左右两壁为梅调鼎书镜屏，下设大座、茶几，用于会客。靠北有一木床，两旁是书橱。这就是前文所述的简雅派传统格局，只不过书房兼具了卧室的部分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书房木床床头放置了摆钟等洋物。

    20世纪20年代，中国建筑设计界开始讨论现代家庭装修设计。像胡寄尘、俞清泉、黄元吉等当时的著名设计师都提出要建独立的、现代化的新式书房。黄元吉就曾为旅沪宁波帮商人、定海人厉树雄的厉氏大厦设计过独立书房。至于那时的宁波，鄞县建筑业同业公会会刊在1937年转载了胡寄尘的《书房布置法》一文，要求同业人士学习参考，并列出文中重点参考学习的几处：书架的布置（中式传统书柜和玻璃书柜共存）、忌讳的装饰物（美女月份牌、寿联、在世者的书法）、必备的辅助家具（写字台、花瓶、笔砚）。从中可以看出近代宁波家庭书房装潢的风格走向。

    到图书馆去：百年前的宁波人开风气之先

    中国传统藏书楼在藏阅关系上，向来是重藏不重阅，明时的天一阁即为其中代表。入清之后，天一阁等藏书楼允许少数文人登楼读书，可仍不能向大众开放。清末，北京、武汉、上海、绍兴等地近代公共藏书楼、图书馆开始出现，宁波也不例外。和其他地方相比，宁波也是从公共藏书楼转向近代图书馆，只不过有三个途径：民国时鄞县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一度欲以回收天一阁流出图书及明后之本，成立国学图书馆“新天一阁”，后因经济原因告辍；宁波六邑公会公共藏书楼“薛楼”后发展成为宁波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宁波城内各校纷纷成立公共藏书楼，并发展为学校图书馆。

    旧时宁波城内月湖书院、鄮山书院等城内各书院都有藏书，这些书籍主要供士子观览。清光绪十年（1884年），薛福成在后乐园（今中山公园一带）辟有揽秀堂，供宁郡士子读览研习，这是宁波近代首个公共藏书楼。揽秀堂后改建为崇实书院，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设为宁波府教育会藏书楼。只不过这批藏书并入1911年建立的“薛楼”后，逐步向公共图书馆发展。

    薛楼藏书因民初时局动荡，除1922年张美翊在此养病粗有整理之外，保存十分杂乱，也没有真正向公众开放。此时宁波一些小型图书馆如四明学会图书馆、宁波少年图书馆等相继成立，其中四明学会图书馆开设于董孝子庙内。在阅读空间上，该图书馆将董孝子庙的厢房分为图书、报刊两室，藏书超过1000册，有专人管理，每日不定时开放，条件简陋，可想而知。

    1927年宁波设市，薛楼改设为宁波市市立图书馆，张汝钊为馆长。1931年宁波废市复为鄞县，更名为鄞县县立图书馆。1927年至1932年，该图书馆馆舍均在薛楼，其时薛楼藏书已由张汝钊、杨铁夫等历任馆长整理完毕，又购置了大量新书、报刊。截至1936年，共有藏书4万余册。

    当时图书馆的阅读空间是如何布置的呢？书库、阅览室统一在楼上，下层则安排为读者借阅室。读者借阅空间的布置已经注意到成人和儿童阅读兴趣、内容不同的现象，故而一处为成人阅览室，另一处为儿童阅览室。读者进入图书馆，首先要到各室目录柜查找图书卡片目录，填写好借书卡片。当时阅览室内中间有座椅，前面有柜台，读者要借阅图书，需持借书卡片到柜台办理手续并取书。如需外借，还得到柜台签订保证书或缴纳保证金，再签上大名。图书馆的阅读设施虽然简单，可流程明晰，环境也较为清幽。

    1932年至1937年，鄞县县立图书馆迁至鄞县国货陈列馆内，《鄞县通志》中所载图书馆平面图即据这一时期馆舍绘制。从图中可知当时馆舍分为两层，下层有儿童阅览室、书库和阅报处，上层为阅览室、杂志室、目录柜、借书处和约园藏书室（收藏张寿镛先生赠书）。借阅室内环境并无大变化，可借书处已搬到室外。这一时期，读者借阅图书还可在借书处缴纳保证金办理借书卡，从而简化借阅手续。1937年，鄞县县立图书馆迁回至中山公园。1941年宁波沦陷，鄞县县立图书馆辗转南迁至宁海，1945年复馆于中山公园。其时阅览环境已大不如前。

    1920年至1931年，宁波城墙被陆续拆除，与此同时，随着公路和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东钱湖、鄞江、姜山等地和老城联系日益紧密。为此，鄞县县立图书馆还在宁波近郊设立了十处巡回文库、五处代借处，并有不定时的巡回书车供读者借阅。

    如果说鄞县县立图书馆是民国时宁波最重要的公共阅读空间，那么宁波各学校图书馆则是专门针对师生的半公共阅读空间。宁波校办公共藏书楼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储才学堂书斋”，1904年更名为宁波府中学堂藏书楼，1911年改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堂图书馆，这就是现在宁波中学图书馆的前身。这一时期，宁波城内影响较大的学校图书馆还有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1912年创立，宁波二中图书馆前身）、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图书馆（1913年创立，宁波效实中学图书馆前身）、鄞县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图书馆（1927年创立，甬江职高图书馆前身）、鄞县私立三一中学图书馆（1912年创立，宁波三中图书馆前身）、鄞县私立浙东中学图书馆（1935年创立，宁波四中图书馆前身）。

    这些学校图书馆大多有专门馆舍，馆舍选址在校内交通便利、环境清幽之处。比如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就设在竹洲的师竹楼内。

    和公共图书馆不同，学校图书馆藏书总量小，教育类、史地类、自然科学类图书馆藏更为丰富，这也就决定了其阅读空间更重实用。以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图书馆为例，书的来源有老师赠书、学生筹资和校方采购三个渠道，并由师生自治。截至抗战前，该馆已有馆藏6000余册。从1926年绘制的《鄞县私立效实中学校舍平面图》来看，校内并没有单独的图书馆馆舍，而是在校内集义舍、铭三舍两座学舍内分设自修室、阅览室和图书室三处馆舍。阅报室的墙上悬挂有数帧照片，四周有座椅，中有数张方桌，可供师生随时取阅报纸。

    如今自修室在任何类型图书馆中都较常见，可在近代宁波，鄞县县立图书馆并未辟有自修空间，可各校由于师生备课、复习的需要，图书馆已开设有自修室。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图书馆自修室顶上有电灯，方便学生夜自修。靠墙则摆放有写字台、书柜和书架，书架上为师生备课、学习用书，写字台前各有一张凳子。这和现在学生寝室的配置倒是有些相似。

    徜徉书林：日新街曾是书店一条街

    近代宁波书店业也颇为发达。今天的天一广场内有一条日新街，当年这里是宁波的“书店一条街”。民国时期，日新街上有新学会社、文明学社、汲绠斋、明星书局、青春书店等多家书店。这些书店除了贩售普通书籍、教科书、文具等之外，有时还会代理销售市外出版社的书籍，甚至自印书籍，比如汲绠斋就是商务印书馆在甬的总经销处。在编印书籍上，汲绠斋就曾出版过《分类赋学鸡跖集》等书籍。

    书店的核心业务还是贩书，出于吸引顾客的需要，店家自然会将书店尽可能布置成一个小型阅读空间，方便顾客阅读、挑选、购买书籍。据青春书店店主毕青晚年回忆，当时书店的招牌采用美术字，门面、柜台、书架全部刷上黑色油漆，还配以绿色的壁灯和白色招牌字。这种耳目一新的装潢在日新街诸书店中独树一帜，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目光。

    与图书馆追求书籍学科丰富、藏量充足不同，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主营的书籍品种。以青春书店为例，该店以贩售新社科、新文艺书刊为主，因此货架在布置上突出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书籍，据说巴金的夫人萧珊（陈蕴珍）学生时代就是书店的常客。新学会社有编写教科书的传统，比如1922年至1923年的《四明日报》常刊载《新学会社图书目录》，内中罗列了工业、农业、家庭、蒙学、女子等各方面的教科书，故而其出售图书中教科书占有不小比重。在空间布置上，新学会社将同一类型的教科书集中排在售书架上，以方便顾客选购。

    现在的书店流行“书店+”，不少书店在主营图书业务之余，往往会搭售文创产品、咖啡轻餐等。这招其实并不新鲜，民国时期宁波书店业中就出现了“图书+”的现象，并影响了书店阅读空间的发展。像新学会社旁的文明学社，就经营笔墨纸砚、钢笔墨水等文具。1946年丁大富、金臻庠等人开办的时代书店（后更名为明星永记书局），则附设有冷饮店，方便夏日来店的顾客觅凉。

    书以问道： 九十年前就有了读书会

    图书馆也好，书店也罢，阅读空间内除了读者（顾客）个人的活动，还离不开团体性的阅读活动，如今宁波各书店、图书馆流行的读书会、讲座、阅读赛事，在百年前其实已非常普遍了。

    读书会起源于18世纪的美国，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宁波的大型读书会则可追溯到1932年。1932年鄞县县立图书馆颁布《鄞县县立图书馆成人读书会简章》，宣告宁波第一个成人读书会的诞生。在章程中，县立图书馆明确读书会参与对象为成年人（民国时期法定成人年龄为20岁）。入会会员除需缴纳5元会务费外，还应承担撰写读书心得、介绍亲友入会、协助图书馆发展等各项任务，当然也能享受蠲免借书保证金、获得奖励的待遇。读书会每月举办一次活动，一般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与或指导。

    儿童读书会也几乎同时成立，鄞县县立图书馆在1932年颁布《鄞县县立图书馆儿童读书会简章》，邀请7岁至15岁能识文字的儿童加入读书会，前提条件是儿童应持有学校或商铺的介绍证明。成人读书会场地设在图书馆阅览室，儿童读书会则设在儿童阅览室，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入会儿童享受权利和成人类似。每月活动时，入会儿童必须报告读书心得、讲故事、表演儿童节目、劝导其他小朋友入会，相对来说形式更为活泼。

    在儿童阅览室，有时还会举办其他活动。1936年，国内局势日益吃紧，战争的脚步愈加临近，鄞县县立图书馆基于这一局面，决定举办儿童国防常识比赛，时间为1937年元旦假期，地点为鄞县私立星荫小学（今海曙中心小学前身），参与人群为16岁以下小学未毕业者。对于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组织者当时已经注意到儿童知识储备的差异性，因此采取了分组比赛的形式。

    近代宁波还有一处特殊的小型公共阅读场所，那就是租书处。一些民众囿于地域和经济原因，很难到公共图书馆、书店借阅（购买）书籍，租书处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宁波规模最大的租书处是甬江书报服务社。服务社开办于1947年，位置在西大路，主要出租政史文学名家书籍和代发报刊，由于史料缺失，服务社空间布局暂不可考。

    最是书香能致远，一座城市的书香文化不仅是指其藏书、刻书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包含了公众的阅读史。近代宁波图书馆、新式书店事业起步较早，风气领全国之先。民众私人阅读空间亦兼容并蓄、中西合璧，公众阅读推广事业也出现萌芽。其实质是“书香”开始飘入千万百姓家，读书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兴趣，而是大众提高知识水平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