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如果没有《繁花》的大热，金宇澄的《洗牌年代》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部散文集初版于2006年，原来冷落寂寞，借了《繁花》的势头，它走俏了，再版、再再版。据说《繁花》的素材有很多出自《洗牌年代》，这可能是如我一般的普通读者阅读《洗牌年代》的初衷，难免有点好奇心理，想知道《繁花》是怎样写出来的。

    在《繁花》里，蓓蒂坐在屋顶，巡视周围，视线和话语里有种神秘的就像“上海本身”的源头的东西。《洗牌年代》里有篇《合欢》，写蓓蒂的家被抄了，她置之脑后，乐悠悠地找了阿宝，一块儿去摘合欢花。最后告诉他，她要搬家了。此后，经年失讯。

    上海的弄堂理发店，是流言蜚语的生产场所，是暧昧且隐秘之地。一个嘴严又体贴的理发师，就是弄堂主妇的好“闺蜜”，他掌握家长里短的秘密，恰如其分地宽慰她们。主妇们有时发起一些小撩即止的男女玩笑，理发师有点无奈，微笑着看她们胡闹。《锁琳琅》里的理发师阿强，是《繁花》里小毛的前身，只是阿强通透，而小毛终究在世俗的纠结中日渐颓唐。

    《雪泥银灯》里提及一则社会情杀新闻，他爱她，而她视他为无物。在《繁花》里，陶陶的真心付出，在小琴眼里一文不值。新闻敷演成了小说的构思。

    在《上海水晶鞋》里，19岁的钟点工小凤抓住机会，嫁给了理想中的欧洲男人。在《繁花》里，两个法国青年踌躇满志筹备剧本，那个剧本讲述1930年的上海，一个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一名纺织女工的故事。

    果然，在《洗牌年代》里邂逅了许多熟悉的人物。可是，如果只把《洗牌年代》当作《繁花》的素材库，只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两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写作上的联系，更多的在于它们都是作者沉浸于上海这座城市、凝视这座城市的结果，《繁花》的孵化要更久一些。

    《繁花》最让人着迷的是对上海世俗生活的写照，那些闲言碎语，那些衣饰打扮，那些人情世故，还有顺着苏州河水泛起的早春湿雾，河边早起的人们的聊天，即便在时代的狂风暴雨里仍然追逐旖旎时尚的心态，它们在《洗牌年代》里一并存在。

    《繁花》是一种流连市井的现实主义写法，它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了早在唐代就有的民间“说话”的技艺，热热闹闹地、顺畅地讲故事。《洗牌年代》让我们看到，金宇澄一以贯之地关注着市井人生，以及那些故事里的人。散文不是虚构的，散文处理的是生活的表象和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好的散文，凭借的是真实所感、真实所想的质量，是写作者把他对人世的观察内化为生活的智慧，然后自然地表达出来。

    《洗牌年代》里最出色的几篇是写知青生活的。上海青年离开了大上海，繁重的劳动，人与人的密切接触，让生活变得面目全非，他们试图小心翼翼地维护旧生活的一点痕迹，那种“不合群”、那种“精致”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必然遭到冷眼和戏弄。在那样的处境里，怎样表现得融合而又隐秘地藏起难以更改的上海烙痕呢？金宇澄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隔着距离之外的“讲故事人”的位置上，不感伤、不沉重，透着对岁月的理解，以一种更加坚韧的自如姿态，让一代人的往昔，在文学的时间里幽幽生长。

    写上海风物的几篇，也很好。钟表行当、皮鞋作坊、补碗匠、首饰匠、割棕匠、阉鸡匠……寥寥数百字，都似画中影。“要乖，要乖”，这般一召唤，小公鸡便乖巧地侧躺在膝头，阉鸡匠人果断准确勺出它们的两颗丸子。作者不动声色地描写，似有古文“庖丁解牛”之风。而上海人在领口、裤脚悄悄露出的一点鲜艳颜色，是最典型的都市化的“物质性”的符号。

    本书还收录了金宇澄的43幅手绘插图，这些画作与文字一起，复活了一座城，复活了这座城里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