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据7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近些年来，在平台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规训下，骑手送外卖的时间日渐缩短，有媒体统计，某平台从三年前3公里配送最长时限1小时，压缩到如今的38分钟，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会在快递从业者中频发。一时间，互联网平台该如何处理算法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热议话题。

    客观而言，算法并不是什么坏东西，作为工具它可以为劳动及管理提供准确的参考。关键的问题是工具为谁所用。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限被压缩到了极限，这样的算法管理与挥鞭赶马没有区别，以极致的配送效率来匹配劳动时间最终确定订单数量，很明显此举将劳动强度也拧紧到极致，一应的指标与严厉的惩罚挂钩，最终所得却未必见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限的压榨。可见，所谓的“最严算法”，根子上还是平台规则话语权的垄断，利益倾向的绝对利己。

    将平台算法纳入监管视线显得尤为必要，禁止“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划出了利益“算法”的底线。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指标考核规则如何才算“合理”，包括合理的指标确定、合理的惩罚标准、合理的评价办法等，要求既能保持考核压力，也要保证大多数外卖骑手努力就能够达到，其“合理”是稳定的区间，显然不能止于模糊的规定。

    因此，解绑外卖“最严算法”，一是破除平台规则制定的垄断权，赋予并保证劳动者参与规则制定的博弈权利，让劳资双方通过协商决定，达到利益契合。因此，监管层面应当督促行业尽快建立劳资协商机制，指导开展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协商，形成平权制约；二是划出明确的红线，确定对算法监管的“算法”，如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处罚办法的上限标准、行业劳动强度标准等，建立监测调查制度，既为监管纠偏提供依据，也为劳资协商提供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