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南宋诗人陆游，我们会想到一连串关键词：爱国、抗金、唐婉、沈园……一首谆谆嘱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示儿》诗，让我们被他至死不忘收复中原的情怀所打动。各种文艺作品里关于那阕《钗头凤》的解释，又使我们体会到他和唐婉“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哀怨、无奈。但爱国诗人也好，悲情男主也罢，这些只是陆游形象的一部分。陆放翁活了86岁，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还有很多别的牵挂，别的苦恼。譬如陆游晚年，隐居于山阴老家，貌似过着闲适淡然的生活，心头却有一事颇费踌躇：那就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陆游19岁时和表妹唐婉结为夫妇。但因唐婉得不到陆母的喜爱，4年后，陆游被迫与爱妻仳离。第二年，他娶妻王氏，并纳有一妾。这一妻一妾为他生下七子一女（其中一子早夭）。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陆游为官多年，不过他外任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还是留居于浙东农村，所以他能切实感到作为一个农民的踏实、平稳。同时，深入骨髓的儒家文化又使他自然而然会去要求子孙读书应举，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我们今天看陆游后期的一些诗作，发现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还比较强烈。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虽饱读诗书，然功业无成，空负一腔报国热忱。他写有《书生叹》一诗：“君不见城中小儿计不疏，卖浆卖饼活有余，夜归无事唤俦侣，醉倒往往眠街衢。又不见垄头男子手把鉏，丁字不识称农夫，筋力虽劳忧患少，春秋社饮常欢娱。可怜秀才最误计，一生衣食囊中书，声名才出众毁集，中道不复能他图……”

    其实，陆游有过很多和“可怜秀才最误计”类似的感慨：绍熙二年（1191年），他的《示儿》诗有句：“愿儿力耕足衣食，读书万卷真何益”；庆元四年（1198年），他写《杂感》诗云：“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嘉泰元年（1201年），陆游作《七侄岁暮同诸孙来过偶得长句》，发出“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的浩叹；乃至到嘉定二年（1209年），85岁高龄的陆游在《春日杂兴》中还不忘念叨：“一生衣食财取足，百世何妨常作农。”

    可也是同一个陆游，却又在全力督促儿子们求学上进。陆游的小儿子子聿，读起书来“常至夜分”。陆游说自己“每听之辄欣然忘百忧”。他还寄语孙子元用：“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显而易见，这是打算将陆家诗书济世的传统延续下去。中国人素有“子承父业”的思想，大诗人也未能免俗，陆游很希望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后辈能够实现。

    也许我们会疑惑，陆游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其实，这并非陆游“善变”，也不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矫情。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个极富家国情怀的诗人。这一点，他和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相似，都以儒家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看上去，陆游似在一种自我圈囿的思想桎梏中兜兜转转，但撇开旁的不论，他最放不下的，终是“报国”二字！所以在绍熙二年（1191年），陆游写了首《五更读书示子》：“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元元”意即“黎元”“黎民”。“出手苏元元”，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用自己的才学和能力去解民于倒悬。为此，诗人曾付出不少财力、精力。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一首诗中，陆游写儿子去城里求师：“小儿破帽出求师，老父寒炉夜画诗。”那时绍兴城里已开设有专门应付科考的学馆，以及传播科考动向的信息中心，陆游便让孩子去了。诗人也常和儿孙们一起读书，嘉泰二年（1202年）的《春晓》诗中，他写道：“老病自怜犹嗜学，诵书家塾羡诸生。”

    后人将陆游定性为“爱国诗人”是有充足理由的。他对于国家的爱很大程度体现在对百姓民众的爱上。他在儿孙学业上的犹豫和思虑，归根结底也源于此。陆游生于国难之时，长于兵乱之中，一生中最得意的为官生涯是在四川宣抚使司做幕僚。仕途崚嶒的他知道躬耕田亩，起码能“筋力虽劳忧患少”。可他骨子里渗透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最终选择的还是“莫改家传折角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