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园的牌楼，上面分别写着“广植德本”“善善与共，天下大同”等文字。

严康懋

宁波爱心城市“公益地标”善园，为严康懋百年前留下来的慈善建筑群。（图片来源：网友“懦弱非万宝路”）

    “一言堂百货多，二（严）康懋钞票多，三法卿木器多，四明药房药片多，五芳斋点心多”。这首在宁波一地流传颇广的顺口溜，说出了近代宁波商人严康懋（1878年—1929年）的富有。

    其实，在富豪“群雄并起”的近代宁波商帮中，严康懋拥有的财富并不突出。他在史上留下英名乃至宁波城乡妇孺皆知，在于他为人称道的财富态度，更在于他遍布宁波城乡的善举义行。其所作所为，对当下的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孙善根 

    一

    所谓生逢其时，生活在清末民初的严康懋，恰逢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他借助父辈的积累，抓住机遇，奋发有为，艰苦创业，特别是重点投资于当时持续增长、利润丰厚的“朝阳行业”——钱庄业、棉纱业。其中钱庄业有“上有天堂下有钱庄”之称，赢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不菲的财富。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严康懋在沪甬投资设立的钱庄，几乎都是可以进行汇划业务的大钱庄。1922年，他出资150万大洋创办懋昌商轮公司，更是出手不凡。严康懋经营的地域，遍及苏浙沪等地，时人称其“列肆遍沪、杭、甬间，赀雄乡里，称素封焉”，充分说明其经济实力与事业成功。

    发达后的严康懋，富而思进，富而思善，一方面没有停止创业的步伐，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其创业投资活动几乎贯穿一生；另一方面，发迹后的严康懋“不敢偏钱以自私”，富而好义，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先族后里，“老安兼少怀”，大力举办各类慈善公益活动，“诚一乡之善士”。时人称严康懋“长于理财，善于用财，故生平之成就也大”。可以说，其一生相当完美地演绎了近代宁波商人聚财与散财的财富逻辑。

    在严康懋去世两年前，1927年6月1日发表在宁波《时事公报》上的《敬告宁波商人》一文，对严康懋聚财与散财的人生作了很好的诠释。该文是张其为甬上钱业界即将创办的《嘤求》杂志创刊号而写的。作者借此对有握百业枢纽之甬上钱业界提出殷切期望，特别要求钱业诸公“注重公益”。

    文章称，太史公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富者得势益彰。盖财之为道，一方务在鸠聚，一方务在散发，此即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若垄断求之，局促守之，以积一人之私蓄，亦何足称哉。四明乡谊最重，轻财乐施，不遗余力，古有义乡之称，凡民生利益，济困扶危之事，在抵枋榆结社，相与维系，订阅规约，有条不紊。“损有余，益不足”，此风俗之所以美也。

    聚财与散财，既善于经商又善于散财，是作者对当时富有实力的宁波商人的殷殷期望。显然，严康懋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二

    聚财与散财是严康懋人生的两个关键词，其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两者的深刻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前者的成功才能为后者奠定基础，而唯有后者才使前者更有价值与意义。

    严康懋在创业不久后就开始行善，创业活动更是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在他这里，财富可以转化为德行，而德行更可以成为激发创业的强大力量。

    从商人到善人的转变，商人慈善家严康懋在宁波一地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

    至少从清末起，宁波一地慈善事业高度发达，并形成了以近代商人为主体的慈善家群体，由此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史称“甬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抑市井而成”。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又领风气之先的宁波商人乃至普通民众，社会公益意识日益增强，根据自身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春风化雨，善风浩荡，正是这种社会共识，推动近代宁波商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无疑，善行可风的社会环境，犹如肥沃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是成就慈善家的必要条件。

    同时，人的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开明豁达的财富观，也是驱使严康懋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严氏曾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吾既有财矣，敢偏钱以自私乎？其大意是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多，而我一人已拥有如此之多，怎么敢自私自利呢？这几乎是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财富观的现代版。

    发迹后的严康懋，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踊跃从事慈善事业而乐此不疲。发迹后的严康懋心存感恩，这成为其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的强大动力与不竭源泉。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发达后从事善事，是应尽的义务，是知恩图报、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唯有如此，“而心始安”。

    三

    严康懋从商人到善人的身份转变，或曰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在当时宁波城乡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其中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这些商人慈善家创业上合作打拼，善举上相互支持，可谓心心相印，相得益彰，由此成就宏大的事业。就个体来说，严康懋慈善公益事业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慈善事业规模庞大，由于严康懋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他行善力度大，据时人估计，严氏经商所得除日用外，用于慈善公益事业者“几什之五六”。一般来说，人们将收入的10%—20%用于公益事业，即是热心公益了，而严氏如此高比例地投入慈善公益事业，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代社会，都是相当罕见的。《鄞县通志》称其“邑有公益之举，靡不佽襄以期其成，岁费不赀”。由此，严康懋善举义行为数甚多，金额巨大，影响甚广，至今在宁波城乡仍为人乐道。只是，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难以全部知晓罢了。

    其二，其善事门类齐全，与许多商人侧重于某一方面不同，严康懋从事的慈善事业相当广泛，种类繁多。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从常态救济到临时救助，其涉足的善事可谓应有尽有，尤其注重于医疗、教育、桥梁、水利等投入较大的公益项目。

    其三，行善多与人合力进行而少“单打独斗”，严康懋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不仅经商投资常常与人合作进行，从事慈善事业也是如此。除家族义庄外，其所有慈善事业，几乎都与人合力进行。

    其四，行事低调，注重实效。不图形式，重行动，重实干，崇实务实，处事低调，是近代宁波商人处世行事的显著特点，这在严康懋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严氏担任了甬上多个慈善公益团体或机构董事等职务，在相关会议上却难觅其身影，更难见其发声。时人称严康懋对于应尽的义务总是当仁不让，“苟有缓急，无不援手，虽千金不吝”。如他担任主持新江桥修理与维护事务的新江桥厂董事（实际上主持工作）数十年，不离不弃，正是他的默默坚守，赢得一方交通的平安。

    四

    严康懋是一个成功的宁波商人，又是一个受人敬仰的慈善家，两者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一代商人慈善家。在大力倡导慈善公益事业的当下，近代商人慈善家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是值得人们回味与尊崇的。特别是其善于聚财又善于散财的行为取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当代企业家更是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