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没有意外,10月7日晚7时,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大家“意外”:对于获奖作家,我们几乎闻所未闻。当“意外”多了,也就习惯了。于是,这种“意外”就是“没有意外”。 我在手机端看着某传媒的视频直播,一直留意着传媒请的翻译小姐用中文说出获奖作家是谁。当视频里瑞典的先生讲完了,开始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我还没听到翻译小姐说出一个名字。难道那位先生没宣布是谁获奖?不可能啊。倒是屏底的字幕出来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显然,翻译小姐是听到获奖作家名字的,只是她不知该如何翻译这个名字,大概是太陌生了。 出现在世界公众视野里的陌生人,一下子成为“新宠”,一下子就被熟悉了。他的书之前如有库存,会迅速被清仓。出版社的出版项目,也立即会安排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无可置疑。曾读关于川端康成的传记,说到这样的情况,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西方媒体并不了解川端康成,像“无头苍蝇”一样探听川端康成是谁,寻找他的下落,但是,很快,他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以前,有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最初被告知时会以为遇上骗子了,或是谁的恶作剧。然后,是被一次次密集的采访渐渐确认,这是一个事实。现在,传媒发达,斯德哥尔摩的消息一放出,宁波、巴黎、纽约都是同步的。那位获奖作家想必与其他的作家一样,关心诺奖,只是,这一次竟然被“点名”了。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坦桑尼亚都沾光。比如,诺奖公布后半小时,现居上海的余姚籍作家赵柏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小时候,村里的胡打铁去坦桑尼亚开大卡车,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最漂亮,和我同龄。”瞧瞧,这都勾起童年回忆了。据了解,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坦桑尼亚小说家,用英语写作,常驻英国。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年)《荒漠》(2005年)和《海边》(2001年)。他现在英国肯特大学当英语系教授,关注后殖民写作和与殖民主义相关话语,尤其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课题。此次,他的获奖理由如是:“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地渗透。” 诗人孙静轩曾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未必伟大,没有获奖的作品未必就不伟大。”想想,像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人未曾获得诺奖,却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喜欢以及作品的传播。但是,再想想加缪、马尔克斯等诺奖得主,诺奖超强的世界性覆盖和历史性穿透又不得不令人正视。距离我们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然是莫言先生。亏得有莫言先生在2012年填补空白,不至于让我们谈起诺贝尔文学奖总有点酸味。山东的高密,是世界的高密。尽管可以说我们的哪个镇和县,同样是世界的某某地,但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其中的意味终归是不一样的。毕竟,那是一片被顶级作家解读和丰富的乡土,一个被世界传媒津津乐道的文化“地名”。 一夜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将世界的注意力猛然牵引至他小说“刺入”的土地、群体和意识。在诺奖揭晓之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还没有中文译本。我可以读到的,据称是他至今“唯二”被翻译成中文引进的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收于译林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我先读的是《囚笼》。小说的第一句特别重要,似乎可以借此触及作家的生命气息和学养积淀,以及显现小说的基调和意韵。比如卡夫卡《变形记》的“一天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些“第一句”,在相关评论里,被奉若圭臬。 且看《囚笼》的第一句:“有时,哈米德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在这个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小说主人公哈米德的命运和状态在这一句话里交代清楚,并留下多个“出口”。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个句子开头里融汇、疏通。这是绝顶的高手。作家很巧妙地用了词语“错觉”,进可攻、退可守,预置空白,供读者思绪回旋。哈米德显然是一个小人物,帮一个老人照看类似小超市的店铺,胸无大志,就是“活着”。他心路历程中的亮色点燃,是因为一个陌生的姑娘茹基娅。他第一次见到茹基娅,就喜欢上了她。她来买酥油、鞋油,他会多给一些。他对她充满了想象,想守护她。当有人说“她其实很好搞定”,他完全不信。但是,现实很残酷,小说的末尾,茹基娅对他说:“你总在给我东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报。那样的话,光靠这些小恩小惠就不够喽。” 哈米德的小人物悲剧感在小说中得到充分释放。我觉得,《囚笼》里最厉害的是这么一段话:“他害怕住在对岸黑影里的人,不光是因为他们对他虎视眈眈,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那么,期待能够阅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更多作品。 一个诺奖得主,他可以提供的审美愉悦和精神启迪,估计不会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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