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厥祥           

    宁波医药业源远流长，但一提起宁波医药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药行街和药皇殿，鲜有人注意到北京同仁堂、杭州朱养心、上海童涵春、天津达仁堂、广州敬修堂和上海信谊药厂等医药工商业，也是宁波人创办的医药业。宁波本土的医药文化遗存固然记录着既往宁波医药学、医药业的辉煌，究其实很难全面反映宁波医药文化的真实风貌。宁波医药文化无疑是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的宝贵资源。但不得不说，这种文化资源开枝散叶，大量散落于宁波之外的广泛地域，且没有鲜明的宁波标识。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合纵连横的方式，把零星分布于宁波之外的医药文化资源集聚起来，使它们从孤立的个体存在转化成为整体的系统存在、由依稀的隐性历史存在转化成耀眼的显性现实存在、由纯医药物质遗产存在转化成为泛医药文化资源存在，从而让医药文化成为推动新时代宁波文化高地建设的宝贵资源。所谓合纵，就是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将不同时代与宁波医药有关的人与事串联起来；所谓连横，就是突破时空限制，以宁波为纽带并联起宁波医药的人与事。合纵连横可从贯通学脉、商脉、人脉等三条途径上下功夫：

    贯通学脉，让层出不穷的标杆式药学家成为文化高地建设的耀眼明珠

    早在唐代，当时的明州就出现了因写出《本草拾遗》而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谢弗教授称为“八世纪伟大药物学家”的陈藏器（687年—757年），他曾任陕西京兆府三原县尉，是有史可查的首位宁波籍著名专业医药学家。陈藏器素好医道，专攻药学，是“十剂”分类法的创始人。所著的《本草拾遗》记载有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药典的《新修本草》未收之中药692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宝库，而且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药用生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李时珍高度评价陈藏器：“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稍后的五代吴越国，又一位宁波籍药物学家脱颖而出。四明人日华子系统总结唐末五代的药学成就，写出了被后世称为《日华子本草》的药学著作，是一部具有较高医药学学术价值的本草文献。

    继陈藏器、日华子之后，宁波又涌现出明代王纶的《本草集要》、张梓的《药性类明》和清代严洁、施雯、洪炜共同编纂的《得配本草》等医药学研究新成果，赓续医药学脉，书写宁波篇章。

    在当代，宁波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江南药王冯根生等一批医药学界的杰出代表，呈现出医药学家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

    贯通商脉，让千百年来宁波医药业丰厚的积淀成为文化高地建设的独特资源

    与宁波医药学相映成趣的是宁波的医药业。宁波的医药业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宁波不仅营销本地出产的浙贝、白术、麦冬等传统浙药，还是我国东南的主要药材集散地，远自甘、陕、川等地药材商帮云集宁波贩卖药材，汇集了川西、洋广、禹亳等不同地域的药帮。而“三溪药帮”中的一溪就是“慈溪药帮”，从慈城冯氏家族经营药业的情况看，北、南宋时期宁波药业已成声势。沉寂之后的宁波药商，在明末清初的北京得以重振，诞生了慈溪人乐家的同仁堂。同仁堂家族沿袭了十三代，并在北京、南京、济南等城市开出33个分号，成为中国第一药铺。

    在浙江，宁波药商经营的药业门店遍布城乡，特别是在杭州、温州、绍兴等城市和宁波本土，有创办于明代的朱养心、早于同仁堂的叶同仁堂和冯存仁堂、早于胡庆余堂的叶种德堂和张同泰堂，以及震元堂、慕韩斋、方一仁等诸多老字号。宁波成为宁波药商的大本营与医药业人才的富集区。

    继北京、浙江之后，上海成了宁波药商的又一个医药重镇，其代表人物是黄楚九。他于1890年将原开在上海旧城的颐寿堂迁往法租界大马路（今上海金陵东路），更名为中法药房，专营西药和中成药。同时，黄楚九还兼并了顾松泉创办于1888年的上海第一家华商西药房中西大药房，与夏瑞芳等合资创办五洲药房。随着经营业绩的提升，黄楚九利用西药业赚到的利润，转投西药企业，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上海同街小花园创办了龙虎公司，生产根据古方诸葛行军散研制的新药——龙虎牌人丹，用于治疗、预防中暑吐泻。从药业史的角度看，黄楚九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他完成了从传统中药向新兴西药的转型和由医药商业向医药企业的嬗变，在宁波药商中独树一帜。

    贯通人脉，让医药业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成为文化高地建设的人文名片

    一个医药组织的兴旺发达往往与其代表人物紧密相联，如北京同仁堂的乐尊育、乐梧冈，上海中法大药房的黄楚九，温州叶同仁的叶氏家族，杭州张同泰堂的张梅等等。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集中反映着这个医药组织的文化风貌和文化气质，应让医药业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宁波医药文化高地建设的人文名片。在这里，仅推举两人加以阐明：

    一位为项松茂，生于鄞县东乡打网岙。1900年开始担任上海中英大药房会计，后又被派往湖北汉口分店担任经理，1911年应招返回上海，受聘担任五洲大药房经理一职，直至1932年1月31日在抗议日本侵略者挑衅中以身殉职。应该说，从投身药业特别是接掌五洲大药房之后，为了五洲大药房、为了中国药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项松茂没少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外国列强交手、较量，且每一次都获得了胜利。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贯穿着项松茂的人生，也正是这种亲身体验坚定了项松茂的信念。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理挑衅和强盗行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药业尊严，项松茂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给世人和后人留下了无比悲壮的生命绝响。

    另一位为卢绪章，他出生于宁波，后选择到上海创业，成功创办了广大华行。殊不知，广大华行乃是一家医药商贸机构，它与宁波药商过往所创办、经营的各种药业机构不同，卢绪章与广大华行不仅肩负着“为党赚钱、赚钱给党”的特殊使命，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因此，这是一家红色药行，集聚了一批以药械制售作掩护“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以药械制售作掩护开展革命斗争的卢绪章和广大华行，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也是宁波药商史上非常出彩的篇章。

    （作者为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