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代熊召政做主题演讲

    顾 玮 王伊婧

    因公务原因，著名作家熊召政无法亲临论坛现场，他委托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徐鲁，进行了题为《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开始前，熊召政给主办方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自己花了十几天时间，完成了《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这份讲稿，分别从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来述说江南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特别是明之后，江南文化达到高峰。

    主题演讲从中原文化引入。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从夏、商、周到秦、汉，以及唐、宋、元、明乃至清朝，大多定都于中原。在秦岭、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两侧，以及有着众多支流的黄河中下游两岸，皆为中原的范畴，涵盖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诸省。除了奠定江山社稷的中央政权，孕育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先秦诸子百家，也大多诞生于中原。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人才辈出、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占据了中原，就取得了号令天下的绝对优势。

    在历史上，中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象征。从商代开始，在它的首都朝歌，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高级的精神享受。这是一片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土地，圣贤们要么掌控了国家的权力，要么拥有了化育苍生的能力。

    在中华大地上，还有没有另外的地方能与中原媲美呢？有！这个地方就是江南。在熊召政的记忆中，少时读唐诗，有两首诗读一遍就记住了，第一首是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第二首是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因为白居易《忆江南》表达的缱绻深情，我想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想到了柳永的《望海潮》。无论是富春山居，还是钱塘江潮；无论是剡溪访友，还是枫桥夜泊，都令我心向往之。因为杜牧的《江南春》，我又想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李白，想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陆游。南朝以及后来历朝建于江南的重要寺院，我差不多参访过了，无论是‘悲欣交集’的李叔同，还是‘僧衣葬我’的苏曼殊，都让我体会到了沉浸在晨钟暮鼓里的诗意。后来，又读到唐代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通过熊召政对历代诗人作品的梳理，不难发现，中原是读书人心中的“故国”，而江南则是他们念想的家园，或者更诗意一点说，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是他们心中温暖的乡愁。

    熊召政指出，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很大的伸缩性。从广义上讲，它是长江以南地区，但人们从心理上接受的则是狭义的江南。最为明显的江南概念始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当时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江南道，范围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不包括今天的浙江，那个时候的苏杭一带属于浙江西道。如果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行政区划的江南、地理范围的江南、文人心中的江南，这三者不尽相同。“我心目中的江南是文化范畴的江南，同一种文化的根脉，同一种人性的历史，注定了文化的唯一性和特殊性。”

    江南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上是气候最好的地区，不是没有灾难，而是没有经历过那种灭顶之灾，四季分明，冬有雪、夏有雨，气温最高也是雨水最为充沛的季节，日照和雨水保证农作物茁壮成长。“苏湖熟，天下足”，从宋朝起，“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此后江南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源，宽阔的平原，绵延的丘陵，使江南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江南的人口在不断增加，中原的战乱，也往往给江南带来繁荣的福祉。

    宁波人熟悉的历史名词、也就是演讲主题中的题眼，是“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来说，它意味着文化的升华、人口的红利。这个词出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史通·邑里篇》，原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大批中原士族随着晋王室背井离乡，迁徙到江南居住。此后，这个词语成为熟典，专指为躲避战乱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无法坚持而搬迁到江南，随行有大量

    的官僚及贵族。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衣冠南渡，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第二次是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导致北宋崩溃的“靖康之乱”。这三次衣冠南渡，前后相隔800余年。政权及士庶的大规模南移，使中国的经济中心最终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形成了两个中心。在北朝，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原文化，遭遇了空前的挑战，留在中原的士族为求生存，不得不放下身段，与统治者小心翼翼地沟通和交涉。优雅的君子变成了难民，中原的士族几乎消失殆尽。但这个时期的南朝，皇帝多是汉人，在中原遭到摧残的汉文化，反而在江南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承和蓬勃发展。“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无可否认，中华文化的主干是汉文化，它最初的摇篮在中原，衣冠南渡以后，江南沉积了汉文化的根脉。如果说中原是汉文化的原乡，江南则是汉文化的第二故乡。”这是熊召政的观点。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高峰，所不同的是，北朝佛教更多保留了印度佛教的特点，南朝佛教不再存在于山野，更多的进入了城市。中原和江南两地的统治者，接受佛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北朝更多的是选择了继承，南朝更多的是选择了创新。

    800年的衣冠南渡让江南成为第二个文化高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在中原，文化情结却在江南。这一点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出生于越州山阴的南宋大诗人陆游，1岁时，北宋灭亡了，第三次衣冠南渡贯穿了陆游整个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因为宋金南北分治，陆游一生没有去过中原，85岁去世那年，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示儿》。比陆游晚生了129年的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早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吴兴人。真正让他体会到亡国之痛的是南宋的灭亡。这位名垂千古的大艺术家，反省自己的家国之恨，写了一首《岳鄂王墓》，中间两句是：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熊召政认为，他们对于中原，都有着绕不开挥不去的乡愁，这个“乡愁”既联系着个人的命运，更附着于社稷。

    皇帝级的江南文人，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当了俘虏的李煜，被押解到汴京。北地的奢华又怎能与南地的胭脂相比？深沉的去国怀乡之痛，让李煜写下了好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虞美人》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南宋之后，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江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炫目的彩霞。南北朝时期应运而生的佛教信仰，以及南渡君臣带来的中原的风雅，是江南文化蓬勃发展的两大支柱。江南仿佛是一片温润的田野，吸纳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文化雨露。在熊召政看来，“第一次衣冠南渡之后，江南在学习中博采众长。而第三次南渡之后，江南文化不断丰富、超越。一座又一座新的文化圣殿建立起来，它们首先是寺庙，然后是书院，是道观，是茶楼，是秦淮河两岸的瓦肆勾栏，是西湖岸边的画舫和红馆，是绍兴的山阴道，是苏州的香雪海，是扬州的平山堂，是宁波的天一阁。”

    说到宁波天一阁，绕不开它的创建者范钦。范钦一生好读书，从博览群书到收藏群书，直到创建天一阁。范钦的藏书选择，一是“厚今薄古”，二是当代史志为收藏重点。在江南读书人或者说江南文人这个群体中，范钦的贡献是独特而杰出的。他热衷于收藏当代文人的著作、史事文集，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他是收藏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收藏江南历史的一片星空。”熊召政认为，范钦家境殷实，却没有把金钱传给子孙，而是修建了千古不朽的天一阁。书香中可以看到人格美，也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社会美。“这与如今正在探索的‘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天一阁的书香在，这绿水青山中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有书香滋润，江南的锦绣就会永远存在！”

    （照片由天一阁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