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砖

收藏的古砖

“永和九年作”砖

“永和六年八月干氏”砖

钱童纹砖

龙虎纹砖（砖文“富贵”）

东汉永元十年砖（砖文“永元十年”“善哉此大壁也”）

宝鼎交趾砖（砖文“宝鼎元年八月一日太岁在甲戌吴故交趾后部督偏将军干君卒”）

    一块古砖，一个故事；一批古砖，一段历史。最近，余姚两位地域文化业余研究者陈元振、孙勤忠合作的古砖研究专著《余姚古砖》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参加第八届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评选。

    收录余姚地区出土的自汉以来至唐宋时期近300块古砖资料，《余姚古砖》系统阐述了古砖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基本特征、文化价值，并以高清图片与拓片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将砖上文字、图案艺术介绍编撰成书，并对部分古砖进行了释读。著名古文字学家、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曹锦炎认为，这是一本了解古砖精品艺术、理解古代视觉语言的优秀读物，对研究余姚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补充和参考作用。

    陈 青 

    余姚古砖独树一帜

    “8000多年前，余姚就有先民生活。在这片古越之地上，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汉末已经筑县城，唐时已称‘越州巨镇’，宋为‘望县’，出现了如范仲淹诗所称颂的‘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的繁荣景象。”热爱余姚地域文化，研究、传播、推广是陈元振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他编著的《古钱币上的书法》《余姚老照片》等相继出版。今年上半年起，陈元振在位于阳明古镇的文德园（原为李氏民居），展出了收藏的60多张老照片，并经常在展厅为观众讲解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余姚古砖》则是他和20多年痴迷古砖收藏的孙勤忠合力之作。

    在古砖收藏界，孙勤忠是名气颇大的“砖家”。他收藏的1000多块古砖中，有400多块是余姚的古砖。这一次，孙勤忠和陈元振从中挑选了近300块古砖资料收录在《余姚古砖》一书中。“汉代到唐代，余姚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相对比较单薄，古砖在补史和证史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古砖上丰富的图文是这方水土最原始的文化符号。”

    浙江古代墓葬，原本流行以土墩木椁及土墩石室木椁为主的两类形制，受中原文化影响，东汉开始出现砖室墓。在制作专用于墓室的砖时，上面会有纹饰图案、文字，包括纪年、墓主姓氏及吉语等，尤以东汉至晋、南朝时常见，这不仅是余姚也是江南地区出土铭文及纹饰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东汉时期，余姚出现了专门烧造建筑用陶的砖窑，牟山湖一带就有砖瓦生产，后上林湖、烛溪湖岸和十里瓦窑湾的丈亭窑头所产砖瓦，颇负盛名。并经过数千年的衍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脉内涵丰富、品类繁多而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从铭文内容、书法特色以及图案的丰富性来看，余姚古砖独树一帜。

    陈元振说，发现刻有图案和文字的古砖，大多用在墓室，不同时期的古砖各具特色。东汉时期，根据墓砖形制图案特征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墓室采用小平砖砌墙，砖的两平面饰粗绳纹。后期盛行用花纹砖，砖的两端两侧饰几何纹、钱纹、吉语等。

    三国至东晋中期，砖的形制有四平砖、刀形砖和楔形砖三种。余姚这一时期的砖纹内容丰富多彩，年号砖增多、图案纹流行，较流行的纹饰有钱纹、对鱼纹、鹿纹、几何纹及伏羲、女娲、神像等。

    东晋中期至南朝，年号砖上除了确切年号外，还出现了干支年号。有的砖点明墓主身份，如“太和二年余姚北乡虞翁冢”砖。伏羲、女娲、神像等题材逐渐消失，新出现了素面砖和莲花纹砖等。

    余姚古砖的砖文制作工艺要求相当高，按照制作方法主要分为模印、刻画两大类。模印砖文为余姚汉代砖文中所见最多的一类。刻画砖文分干刻、湿刻，前者呈现出方折、厚实、浑穆的特点，后者更具有书写意趣，有的和墨迹具有极其相似的效果，有许多精彩的篆、隶、行草书遗迹。

    陈元振感叹，余姚古代工匠在砖这一普通的建筑构件上，创造出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的艺术世界。砖上面简约的图案与文字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同时也是记录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实物资料，反映了余姚丰富的图案美学、书法艺术、人文地理、民俗文化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砖上书法艺术令人惊叹

    书法艺术令人惊叹，这是陈元振和孙勤忠研究古砖时共同的感受。“余姚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东晋时就有书法名流在境内活动，王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余姚，隐居余姚东山的谢安工画善书。南朝时的虞龢是余姚第一位垂名于书法史的学者，他受命编辑先贤法书名迹，写就的《论书表》是中国南北朝书法美学史的佳作。”

    《余姚古砖》收录的“东汉永元十年”砖大有来头，这是一块与最早的行书砖同坑的砖。

    《书法》杂志2020年第四期刊登了中国（上海）字砖陈列馆馆长朱明歧关于“余姚昭义砖”的研究文章。朱明歧所说的“余姚昭义砖”即“东汉永元十年”砖，采集于余姚市阳明街道丰山（群立村），砖文6行共44字，湿刻。正面为“贱子昭义叩头言尹师治前顷不相见大妈父母夫人”，反面为“永元十年四月复得为之此右诸值钱千佰千昭义可书”，侧面模印“永元十年”，此砖长33厘米，宽16厘米，厚4.3厘米。

    “余姚昭义砖”粗看其书体以为是隶书，但80%以上的字呈现行书特征，朱明歧也因此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行书的见证物，证实了行书源于隶书的史实。

    孙勤忠收藏的“东汉永元十年砖”同坑采集于阳明街道丰山，尺寸相同，上面的文字为“永元十年”“善哉此大壁也”。“从中也可以看出行书是在民间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来的，当时余姚民间已经流行行书了。”

    两位研究者还收录了“永和六年八月干氏”砖。“砖文书法是悬针篆，也称垂针篆，笔画纤细，收笔出锋，宛若悬挂的针。”陈元振说，悬针篆介于大篆和小篆之间，是一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金文），也是中国古代钱币钱文的书写风格之一，主要见于新朝王莽钱币。“‘永和六年八月干氏’砖，书法古拙、率真，证明余姚下层社会当时已经流行悬针篆书体了。此种书体难度较大，学的人多而成功的比较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永和九年在书法史上具有了特别意义。采集于阳明街道潘巷村的“永和九年作”砖，是晋永和纪年砖，书法行气十足，笔画流畅，别有一番自然不羁的意趣。

    陈元振称“可见当时余姚民间书法之兴盛”，对此砖的释读中又增添了《兰亭序》元素。余姚最有名的兰亭掌故是发生在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年）的秘图山“续兰亭会”。余姚县治内有一座小山，传说大禹治水行经当地，将治理姚江之图藏于此山洞中，小山因此得名“秘图山”，山南有小湖，命名为“秘图湖”。“当时方国珍的幕僚刘仁本仿照兰亭的景物对秘图山进行改造，种植奇花异草，并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雩咏亭。他又与当时的40余名士在秘图湖边‘续兰亭会’，曲水流觞，举行修禊礼，赋诗唱和。事后把这些诗汇总，由刘仁本写《续兰亭诗叙》，请四明篆刻大家镌刻于石上，称《续兰亭会图石刻》。”

    看见历史长河中的“余姚”

    自宋代起，金石之学盛行，砖面图案文字的历史价值开始被重视。古砖作为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很早就被金石学家发现和研究。欧阳修和赵明诚均对汉代古砖有所研究，清代陆心源精于金石之学，著述等身，著有《金石学录补》《千甓亭古砖图录》等书。陈元振说，古代学者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余姚古砖的史料价值很有作用。

    陈元振为《余姚古砖》撰写了52篇释读，犹如破译古砖的种种“密码”，从中看见的是历史长河中的“余姚”，深厚的文化积淀，厚重的历史故事。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为金石文化增添新的内涵，也焕发出新的魅力。

    余姚当地素有“一部余姚志，半部虞家史”的老话，说的是当地望族——虞氏家族，从东汉晚期活跃至唐初，这是个绵延500年的江东文化家族，以诗书官宦相传，达则入仕朝廷，隐则悠游林下，治学者则成一代名家。

    201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余姚凤山街道穴湖村黄家山南坡的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一座孙吴时期余姚虞氏家族成员墓，出土的墓砖上有多种铭文，比如纪年砖“永安七年太岁甲申三月虞氏造”，身份砖“虞氏”“吴故平虏将军都亭侯虞君”“夫人鄱阳雷氏全德播宣”“夫人吴郡陈氏奉礼纯淑”，吉语砖“神明是保万世不刊”“子孙炽盛祭祀相传”等。

    《余姚古砖》收录了这座虞氏家族成员墓中具有代表性的7块古砖，在古砖释读中对虞氏家族聚居地、余姚县城与穴湖的关系作了介绍，并阐述了虞氏家族在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影响。“虞氏为会稽四姓之首，这座墓所在的穴湖村曾采集到三国孙吴至南北朝刘宋时期虞氏墓砖21种，古砖对于虞氏家族和余姚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出土于穴湖村的“晋谏议大夫砖”，砖文中有“会稽余姚虞氏造”，是虞氏宗族墓室遗物。

    和虞氏有关的还有宝鼎交趾砖，此砖采集于凤山街道双河村，宽5厘米，高35厘米，厚17厘米。砖文为：“宝鼎元年八月一日太岁在甲戌吴故交趾后部督偏将军干君卒”。陈元振说，此砖极具史料价值。从砖文中，可以发现在三国东吴时期，余姚人干氏作为后部督的偏将军镇守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交趾素属汉朝版图，此为明证。“后部督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后勤部，偏将军类似主管后勤的副司令。三国末期发生了持续近10年的交趾之战，偏将军干氏卒于宝鼎元年（266年），按照年代来看，他可能死于交趾之战。干氏究竟是何人？余姚史籍没有记载，但据说双河村有干将军庙，两者之间有什么渊源有待进一步考证。”

    释读中还提到，同一时期余姚人虞国担任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区）太守，治理以德化见著，“经常有两只大雁栖息在虞国的厅堂上，每次因公务外出，双雁会追逐虞国的配车。虞国后来因操劳过度死于任上，遗体被送往故乡安葬。两只大雁跟着送葬队伍到了余姚，在墓前不肯离去，著名的‘双雁送归’或‘双雁送车’典故由此而来。”在陈元振看来，当时有两位余姚人在交趾、日南担任部队长官和行政长官，也属美谈。

    位于余姚城北的胜归山，原称圣龟山，是当地人喜爱的游玩之处，有浙江省少见的摩崖岩雕群。光绪《余姚县志》载：“相传晋刘牢之胜孙恩，归屯此，改名。”《余姚古砖》收录的“晋太亨二年荒乱始平吕氏作”砖即与此有关，此砖采集于阳明街道丰山。

    “荒乱”指社会秩序极端不安定，“始平”指百姓终于迎来了安稳局势。“荒乱始平”与东晋刘牢之剿灭孙恩起义军、屯兵胜归山有历史渊源。孙勤忠说，古砖上文字虽短，却记录了一个历史事件。东晋末年，有一个叫孙恩的人，鼓动流民与教徒起义，攻下上虞县，袭破会稽郡，对当时的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后来，朝廷派兵平定战乱。相传，胜归山就是当年将军刘牢之剿灭孙恩起义部队后的屯兵之处。“这块古砖的记载正好印证了这段历史。”古时胜归山上有刘将军庙，祀东晋将军刘牢之。

    孙勤忠还介绍了一块西晋井砖，来自热心文化事业的年轻人黄立军。此砖上有反铭文“永嘉二年七月廿九日起□作专”，采集于凤山街道阳明东路南侧。“这块古井砖的珍贵之处在于填补了余姚弧形井砖的空白。水井砖出土的不在少数，有文字、年号的不多，西晋时期有文字的砖，目前看来只我们有。”

    逐水而居是人类的本能，余姚先民在7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水井取水了，在日前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木结构的浅水井遗迹，这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的水井遗存。

    收录的古砖里还有“宜子孙”砖、“富贵”砖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在陈元振和孙勤忠看来，古砖所载内容还有与史书不同处，将这些互异的记载汇录对比，有助于断定正误。“古砖为比较原始的史料，失误的可能性要小一些，所以可以用来纠正史书中的谬误，尤其是在地理、官爵、年月、世次等方面有其长处。”

    两位研究者认为，正史中的人物履历，往往择其大者、要者，而微者、小者略去不载，这对于整个余姚历史的面貌无损，但这些微者、小者对于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生平活动则不可或缺。“这些刻印在古砖上的内容，涉及人名、地名、官职等，也有关于民俗、气象、灾变及生活琐事，还有诸如服装礼仪、装饰图案等，可以作为史书典籍的有益补充。”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