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我进《宁波大众》报社工作时,还不满17岁,干的居然是铸铅字的活。这让我兴奋不已:竟然与毕昇成了同行!一千多年前毕昇用胶泥做活字,一千多年后我们用液铅铸成字。那时的铸字车间不叫车间,称“铸字房”,可见是出于对文字的敬畏。 工作间不大,靠窗是一排铸字机,靠墙堆着两米多高的字模箱——从六号到特大号,分别有宋体、黑体、楷体、隶书等;每一种字号、字体,有三四千个常用字模按汉字部首笔画排列,仔细一看,我不认得的字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学徒两年,拜师敬业,专心致志。取字模放进铸字盒,液铅经喷射冷却后成形,铅字在字轨里整齐列队涌出,我用铝尺轻轻一托,把它们放进木盒子,大有将军审视士兵的架势。铅字身高均等,胖瘦各有规格,不能差半丝,时不时要用千分卡把关。铸字钢板极易磨损,修复钢板又是高难度的技术,老陈师傅一丝不苟的严肃代表着权威,我在一旁观摩,大气不敢出,心里却跃跃欲试。终于有一天,我在午休时偷偷地取已损钢板屏心静气地研磨了半小时并安装试铸,铅字用千分卡一量,丝毫不差,便快乐得在原地转圈,怦怦心跳代替了鼓掌。那几年,“咔嚓咔嚓”的铸字机声,加上隔壁老杨师傅打纸印的“啪啪啪”声,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动听的音乐节奏。即使是每周一次冒着高温(铅熔化的温度在327摄氏度以上),穿铸工鞋戴棉手套,用五六十斤重的大铁勺掏铅渣浇铅块,我亦乐此不疲,因为它们将成为文字与我相伴。 局限于当时的工作防护条件,在把固体铅熔化成液体铅的过程中,会散发出大量铅毒,五年后我不幸中招,住院治疗一个月后转岗到了排字房。 排字房有300多平方米,竖立着一座座字架,架上布满小格,几千个小格按序放置铅字。那些高度相同、大小不一、字体有别的铅字,以倒着反着的姿态搁在小格里供你挑选。排字员得使出浑身解数:左掌托手盘,且用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牢牢握住,食指与中指夹着文稿,眼睛边看稿子边找铅字;右手则在字架前上下左右舞动,够不着时踮踮脚,取不到时弯弯腰,将铅字一只只按序放进手盘。手盘满了,再移置到铁盘中,蘸墨一刷,放上样纸,滚筒一压,样张印成,小样送校对,大样送编辑。 改小样是纠正排字错误(允错率千分之三);改大样则很有意思,看着编辑一次一次修正修饰原稿用词直到妥帖,让中国的汉字各领风骚各负其责。此时此刻,文字的魅力就在我心里张扬,对写稿的记者与修改的编辑非常敬佩。那时候排字员的日定额以新五号字计是1万字,8小时内干不完那就把午休及下班后的时间贴上。年轻干劲足,常感叹地球旋转太快,还没过瘾呢倏忽就到下班时间。因着对文字的热爱,我学排字很快进入角色,无论报版、书版、文件、发票,方正圆斜均得心应手。直接用活版印刷的肖师傅一直夸我排的版子平整严实、线条挺括,斜挈竖提不松不散。在排字房15年,经手的文稿有几百上千种,看得久了就知道这是谁谁的稿件,谁谁又写了一篇好稿。我能分得清大多数记者与编辑的书写笔迹:沈总的工整、翁总的豪气、柴编的细腻、胡编的娟秀、贺伯伯的厚重、谢老师的狂草……最有特色的是刘大记者的文字,自带山风吹过芦苇的神韵,需要细细品赏。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遇上“文革”,进报社时只是个没有文凭的初中生,文化底子极薄,但工作的特点就是看稿排字,平凡的词语在组合排列之后开启了知识之窗,各种文稿展示了世界的丰富饱满,让我从此爱上了阅读,多了理性思索,少了轻率盲目,也深感自己学识的贫乏,通过努力,在满40岁后获得了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 1989年5月,报业引进电脑排版系统,两年多后报纸排版全面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时代,用激光照排技术完成了印刷前的环节。电子计算机不仅有多种优势,如排版速度、版式选择、字体变化、图片插入、易改动和成本低等,还避免了液铅铸字和铅字排版对工人健康的伤害。 激光照排室员工最多时有五六十名,20年的工龄优势让我成了一个“带兵”的人,我一直很庆幸在年轻人中间,是他们的青春与朝气深深感染了我。很多人说我年轻,那是因为沾了他们的光。 铅字印刷是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激光照排是文图输入、激光扫描、还原输出、数字印刷。参加工作35年,我见证了宁波报业发展的每一次变化,从宁波大众报社—宁波日报社—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从手工排版—电脑操作,现在拥有纸质媒体、甬派传媒,又建立了“宁波城市大脑”……而我的生命也从青涩的嫩绿转变为成熟的灰色。 退休数载,我依然怀念当铸字工、排字员和在照排室的经历,那是一段与文字共舞的岁月——岁月里有油墨的香味,有同事的亲情,也有我那一去不回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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