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我进《宁波大众》报社工作时，还不满17岁，干的居然是铸铅字的活。这让我兴奋不已：竟然与毕昇成了同行！一千多年前毕昇用胶泥做活字，一千多年后我们用液铅铸成字。那时的铸字车间不叫车间，称“铸字房”，可见是出于对文字的敬畏。

    工作间不大，靠窗是一排铸字机，靠墙堆着两米多高的字模箱——从六号到特大号，分别有宋体、黑体、楷体、隶书等；每一种字号、字体，有三四千个常用字模按汉字部首笔画排列，仔细一看，我不认得的字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学徒两年，拜师敬业，专心致志。取字模放进铸字盒，液铅经喷射冷却后成形，铅字在字轨里整齐列队涌出，我用铝尺轻轻一托，把它们放进木盒子，大有将军审视士兵的架势。铅字身高均等，胖瘦各有规格，不能差半丝，时不时要用千分卡把关。铸字钢板极易磨损，修复钢板又是高难度的技术，老陈师傅一丝不苟的严肃代表着权威，我在一旁观摩，大气不敢出，心里却跃跃欲试。终于有一天，我在午休时偷偷地取已损钢板屏心静气地研磨了半小时并安装试铸，铅字用千分卡一量，丝毫不差，便快乐得在原地转圈，怦怦心跳代替了鼓掌。那几年，“咔嚓咔嚓”的铸字机声，加上隔壁老杨师傅打纸印的“啪啪啪”声，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动听的音乐节奏。即使是每周一次冒着高温（铅熔化的温度在327摄氏度以上），穿铸工鞋戴棉手套，用五六十斤重的大铁勺掏铅渣浇铅块，我亦乐此不疲，因为它们将成为文字与我相伴。

    局限于当时的工作防护条件，在把固体铅熔化成液体铅的过程中，会散发出大量铅毒，五年后我不幸中招，住院治疗一个月后转岗到了排字房。

    排字房有300多平方米，竖立着一座座字架，架上布满小格，几千个小格按序放置铅字。那些高度相同、大小不一、字体有别的铅字，以倒着反着的姿态搁在小格里供你挑选。排字员得使出浑身解数：左掌托手盘，且用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牢牢握住，食指与中指夹着文稿，眼睛边看稿子边找铅字；右手则在字架前上下左右舞动，够不着时踮踮脚，取不到时弯弯腰，将铅字一只只按序放进手盘。手盘满了，再移置到铁盘中，蘸墨一刷，放上样纸，滚筒一压，样张印成，小样送校对，大样送编辑。

    改小样是纠正排字错误（允错率千分之三）；改大样则很有意思，看着编辑一次一次修正修饰原稿用词直到妥帖，让中国的汉字各领风骚各负其责。此时此刻，文字的魅力就在我心里张扬，对写稿的记者与修改的编辑非常敬佩。那时候排字员的日定额以新五号字计是1万字，8小时内干不完那就把午休及下班后的时间贴上。年轻干劲足，常感叹地球旋转太快，还没过瘾呢倏忽就到下班时间。因着对文字的热爱，我学排字很快进入角色，无论报版、书版、文件、发票，方正圆斜均得心应手。直接用活版印刷的肖师傅一直夸我排的版子平整严实、线条挺括，斜挈竖提不松不散。在排字房15年，经手的文稿有几百上千种，看得久了就知道这是谁谁的稿件，谁谁又写了一篇好稿。我能分得清大多数记者与编辑的书写笔迹：沈总的工整、翁总的豪气、柴编的细腻、胡编的娟秀、贺伯伯的厚重、谢老师的狂草……最有特色的是刘大记者的文字，自带山风吹过芦苇的神韵，需要细细品赏。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遇上“文革”，进报社时只是个没有文凭的初中生，文化底子极薄，但工作的特点就是看稿排字，平凡的词语在组合排列之后开启了知识之窗，各种文稿展示了世界的丰富饱满，让我从此爱上了阅读，多了理性思索，少了轻率盲目，也深感自己学识的贫乏，通过努力，在满40岁后获得了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

    1989年5月，报业引进电脑排版系统，两年多后报纸排版全面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时代，用激光照排技术完成了印刷前的环节。电子计算机不仅有多种优势，如排版速度、版式选择、字体变化、图片插入、易改动和成本低等，还避免了液铅铸字和铅字排版对工人健康的伤害。

    激光照排室员工最多时有五六十名，20年的工龄优势让我成了一个“带兵”的人，我一直很庆幸在年轻人中间，是他们的青春与朝气深深感染了我。很多人说我年轻，那是因为沾了他们的光。

    铅字印刷是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激光照排是文图输入、激光扫描、还原输出、数字印刷。参加工作35年，我见证了宁波报业发展的每一次变化，从宁波大众报社—宁波日报社—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从手工排版—电脑操作，现在拥有纸质媒体、甬派传媒，又建立了“宁波城市大脑”……而我的生命也从青涩的嫩绿转变为成熟的灰色。

    退休数载，我依然怀念当铸字工、排字员和在照排室的经历，那是一段与文字共舞的岁月——岁月里有油墨的香味，有同事的亲情，也有我那一去不回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