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巷            

    小雪节气前，黄文杰的新作《浙江戏曲文化史》如冬日暖阳一般落在了案头。打开书本，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让我想到“梨园无处不飞花”；掩卷之际，发现收益颇多，《浙江戏曲文化史》为我这样的戏盲扎扎实实地科普了一番。

    浙江是戏曲的发祥地。“戏”字在几千年前的商周鼎文中就出现了，意思是指一种祭祀性仪式，也是军队作战前的一种仪式。“曲”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金文中已有“曲”字。“戏曲”连称，一般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为始。戏曲，是两宋之交中华文化在浙江融汇创新的结果，如果没有浙江自古以来存在的商业传统，没有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也就没有戏曲这一中华文化创造的延展。在当代语境中，戏曲是用来指称与西方的话剧、歌剧相并列的中国戏剧的一个门类，是一种表演艺术。

    南戏诞生于浙江。说起南戏，知道的人并不多，但说起《琵琶记》几乎无人不知，《琵琶记》便是一部南戏。南戏，又称戏文，是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具体说，是北宋末至元末明初盛行于江浙一带的戏曲。衣冠南渡，标志着我国文化中心开始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这时候浙江成为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域。奇怪的是，南戏最早产生的地方不是南宋都城临安，而是温州。原来，温州这个城市，上层文人的势力不大，而以商人、手工业者等下层市民为多，南戏这一粗俗的民间娱乐，无论表演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作者认为，“这也许是温州比杭州更有可能产生南戏这种新艺术的原因。”温州杂剧是南戏的萌芽，宋元时期，南戏发展历经温州杂剧、戏文、永嘉戏曲、南戏诸腔四个阶段。南戏不但是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等后代声腔剧种的鼻祖，而且是南方多种地方戏的“祖师爷”。南戏更发挥着戏曲“人生教科书”的社会功能——民间许多警句出自南戏，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宁波在浙江戏曲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随着宋室南渡，宁波成为繁华之地。宁波是“传奇之祖”《琵琶记》的创作地。《琵琶记》是元末戏曲家、瑞安人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一部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当年，高明寓居在宁波城南栎社沈氏楼中，沈家人对博学多才的高明十分器重，把他安顿在风光秀丽的临河私宅中。高明除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易外，埋头此间创作了《琵琶记》等。此外，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籍贯宁波慈城。周信芳，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曾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

    浙江戏曲何去何从？作者站得高看得远，“戏曲的继承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民族传统文化全局，关乎中华文明的血脉传承”。《浙江戏曲文化史》不仅告诉读者浙江戏曲从哪里来，更告诉读者浙江戏曲到哪里去。作者分析：有可能再过几代，人们对汉语的诗意、乐感、智慧，将难以或者很难深入地理解、欣赏、体味，从而影响整个戏曲的命运。作者甚至关注到民间剧团的发展：数十年来民间剧团蓬勃发展，但未见一流的演员、作曲与编剧。作者认为，从浙江戏曲发展历史来看，城市戏曲市场是戏曲兴亡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戏曲产生在城市，转型发展也往往在城市。在他看来，戏曲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使命。作者不但低头思考，而且抬头看路——尽管当代戏曲已经不可能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末地方戏一样，占据娱乐业的主体地位，但戏曲的未来不可能是到博物馆里去看、到黑胶片中去听。作为传统综合性艺术，坚守自己的艺术本体，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开创现代的审美格局，成为走向未来的必然之路。

    《浙江戏曲文化史》叙述了一代代戏曲艺术家用身体来驾驭舞台规律、用生命来体会舞台艺术、用心灵来张扬舞台魅力，在传承中创新、阶梯式向前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表演技艺的发展史，更是一部浙江文化价值的创造史与共享史，将几千年的浙江文化复杂的发展囊括其中，勾勒了浙江“大戏剧”的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