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爷家在邮电路西边。邮电路是庵东镇上的一条主干道。

    我小时候常去二爷爷家，后来走动少了，只是因为离乡日远。近些年我再去，大概只在过年过节时，最近一次去，却是参加二爷爷的丧礼。10月末的周五下午，我接到老爸电话，被告知二爷爷已于当天中午在家中过世。虽是凶信，出人意料，但我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内心平静并无悲痛，一来二爷爷享年八十有六，算得上高寿；二来听说二爷爷走得很安详，无病无痛的，真正的“寿终正寝”。

    周六我到二爷爷家的时候，已近傍晚。车停在路边，还没等走过去，远远就看见门前道地上已支起了油布篷，里边传来锣鼓敲打声，想是请了道士做法事，我们俗称“敲道场”。赶来吊唁的亲友不少，一时间人进人出的。

    我走到灵堂，对着二爷爷的遗像拜了拜，入内围着遗体走了一圈。遗体就安置在可通电制冷的玻璃棺内，面部用一块白布覆盖着，因此看不见二爷爷的遗容。二奶奶有老年痴呆症，一脸木然地坐在旁边。其他直系亲属都披麻戴孝，见我到场，连忙迎上来，拉着我一番寒暄。我被亲戚们突如其来的热情多少有些惊到，大约从前不曾经历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我是长房长孙，人又生得高大，一堆一块往那一站，就像那么回事。还有一层意思，我离乡久了，在老家亲友间朴素的传闻中，我算是混得还有点出息。就连我爸，早在二爷爷家忙活老半天了，一见面也伸手过来整理我没翻好的衣领。

    晚饭安排了几桌，就摆在二爷爷家附近的空地上，宗亲们差不多都到了，纷纷坐拢来一起吃饭。也许因为多年未见，长辈们辨别我的身份颇费了番工夫，现场问了一圈，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是阿某的儿子！”而我最大的感触是，叔伯们真的都老了，一个个头上鬓角露着白发，无一例外，在向晚的秋风斜阳中分外醒目。他们终于不再拿我当小孩子看待，我却依稀还记得他们年轻时的情形。当年的大小伙子们斗鸡走犬争强好胜，现在他们气力日衰，还在酒桌上面皮涨红胡吹大气，更像是要从平庸生活中挣回一丝颜面的倔强姿态。当然，他们的儿子，我的堂兄弟族兄弟们，也都从我记忆中的小毛头长成英气勃勃的青年了。

    晚饭后道场上又锣鼓声大作，这场法事的重头戏正式开场。四五个师父坐在下首吹打乐器，一个师父站在上首，身披法衣，持剑掐诀，步罡踏斗，满场穿梭。我们统一管他们叫“道士先生”。说是道士，其实都是兼职，并非长年在宫观里修行的专业宗教人员，平日照样过常人的生活，哪家有白事了，就请他们去接活。念念有词间，道士先生引着亲属们在灵堂里来回行走，上香跪拜。我侧目看去，这些道士挺年轻的，有的一看就是“90后”，真是流水前波让后波——敲道场是个体力活，干这行也得趁年轻。

    道场一直敲到深夜11点多才收场。二爷爷停灵已停了两晚，叔伯们商议好，次日早上7点出殡，6点半大家再到这里集合。我既然来了，自是要送完二爷爷最后一程。这一晚就得在镇上过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镇上我连个住处也没有——七二三大街的房子早就卖了，乡下的老房子已租给建筑公司当仓库。亲戚们当然乐得邀我去他们家中住一宿，我一想这来回总共才睡六个多钟头，到别人家里也不习惯，倒不如去旅馆里住一晚更省事。恰好邮电路两边开着几家小旅馆，我就随便开了个单间入住。房间十分简陋，我也顾不上了，略一洗漱，躺下前去拉窗帘，抬头顺着屋檐望见夜空，星月朗朗。那一刻我内心泛起一缕悲欣交集的涟漪，自己多少年没在镇上过夜了，没想到这一趟竟是客居在家乡的旅店里。

    次日一早走出旅馆，街上许多店面还没有开门，我也是多少年没再踏入家乡的清晨了。要是搁小时候，这个点我应该正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吧。按时赶到二爷爷家，准点出殡，送行的队伍从邮电路出发，走到庵余路与人和街交会处，换乘大巴车，集体开赴慈溪殡仪馆。到殡仪馆，大家在礼堂向二爷爷做最后道别后，遗体即转去火化。我们在室外等，前后不到一个钟头，堂叔就捧着骨灰盒出来了。物理意义上的二爷爷，至此终极。人生历程，真的短促。当然我们还须将二爷爷的骨灰盒送到墓中安厝。我们离开殡仪馆，走余慈连接线，不多时就到余姚的福安墓园。二爷爷的墓离我爷爷的墓很近，上下只隔了一排，老哥俩有伴了。遗体在慈溪殡仪馆火化，葬在余姚的公墓，这或许是我们那一带生民特有的圆满结局。

    送完二爷爷，大家回到庵东，还要吃一顿午饭。这顿饭才是整个丧礼的正餐，我们俗称“大豆腐”，亲友们到齐了，热热闹闹，最有排面。我本想着吃完午饭就回宁波，堂叔非拉着我吃过晚饭再走。晚饭只一桌人，堂叔频频给我夹菜，几次明说暗说，堂房兄弟里你是老大，弟弟妹妹们还在读书，以后有好的机会，一定要关照他们！

    晚上我开车回宁波，路线极方便，从邮电路往西到底就驶入杭州湾大道，再向北直行两公里路即到庵东高速口，一路开回宁波市区便是。来去匆忙间，故乡人事，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