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赤斌            

    刘星元的散文集《尘与光》水准很高，22篇长散文都曾发表于国内的文学期刊上。

    亲人是常见的写作题材，但要写好很难，刘星元处理得就非常好。《关键词里的父亲》一文，我最早是在《天涯》杂志上看到的，结构和选材真是好，用“寄居、旧衣、远行”三个关键词，写了父亲的一生，对我启发很大。对最亲的人，能做到不美化、不虚饰，并不容易，作者是诚实为文。《麦田里的母亲》写的是麦田对母亲的重大意义。母亲在割麦时提前临盆，父亲托着母亲的身体回到家中，祖母为母亲接生，生下了怀胎才9个月的“我”。有次父母吵架，母亲负气离家出走，父亲暗示我跟着。当夜幕降临时，母亲消失在一片麦田里。我大哭，由于怕鬼，放弃了母亲，逃回家中。多年后我对此事后悔不已。又一次割麦时，母亲晕倒在地，经检查发现全身是病，开始频繁地梦见她已逝的母亲，从此畏惧麦田。此文亲情和恐惧交织，作者的写作角度让人叹服。《香火》写祖母。祖母是村里最后一位接生婆，接生了270多个新生儿，其中包括“我”——1987年出生的男婴。她是无意间从事这行当的，所接收的婴儿多数顺利降生，偶尔也有夭折的。面对生死，祖母无法做到心如止水，于是开始拜观音菩萨。后来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卫生院的出生证明，祖母失业了。晚年她大病一场，又挺了过来，有算命先生说她是落难的老菩萨。“香火”这个题目取得好，既是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意思，也是祖母拜菩萨的器物，有多重寓意。

    作者习惯以“物”入题，用过的器物，走过的地方，都是他的写作对象。

    《刀具志》里的那些刀具，既是职业的象征，也是命运的指向。剔骨刀是屠夫的，被他用得出神入化。屠夫的儿子是“我”小学同学，不知啥原因走失了，屠夫和妻子关了肉铺，出门寻找。回来后不久，妻子去世，屠夫再次出走，他那把令人心寒的剔骨刀，终成了废铁。而祖母的厨刀，样子丑，不锋利，被磨得越来越薄。她中风后，还对厨刀念念不忘。祖父是个老木匠，刨刀是他的吃饭工具，“我”曾随他外出卖手艺。祖父84岁时，想为曾孙打一张小床，启用了封尘已久的刨刀，但显然已力不从心。

    《教学点》一文写“我”上了三个月学后，教学点被撤销，“我”只好转到其他学校，成绩在班里倒数。“我”用学校建筑和环境的今昔对比，抒发心中的惆怅。《小旅馆》里的小旅馆是“我”求职和出差期间的歇脚地，我需要它，却又厌恶它。朋友梁云喜欢拍摄，和“我”态度正相反，却被小旅馆外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夺去了生命。“我”回忆起第一次住旅馆是10岁时随父亲到县城求医，天亮醒来，看到门外的大雪，父亲却不在身边。以为他遗弃了自己，大恐，直到父亲买了早饭回来，才哭出声来。只有经历过灰暗、病痛、困顿的岁月，才有丰盈的内心，懂得珍惜和拥有。

    《六畜凋敝》《无法平视的草垛》分别从马牛猪羊鸡狗六畜的消亡、草垛的消失，怀念昔日时光，感喟时代变迁。《乡村客车》用客车行程串起家乡的各式人物，引发联想。苍耳是一种粘人的小东西，在《手握苍耳》里，“我”用它粘住班长的头发，被罚站，被踢屁股。村民杨田江是苍耳式的人物，通过贩卖文物发了财，遭遇车祸后又回到农村老家。他用香油煎制苍耳，治愈了祖父的鼻炎。多年后，“我”当了老师，用实物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记住了这种植物。在《身后之事》里，“我”完整地记录了一场葬礼。守灵时的惧意，出殡时的热闹，信仰的冲突和钱财的矛盾，人间百态，一一凸显。从这几篇文章能看出作者语言风格上的变化：抒情少了，写实多了，文字更加平实。

    遇到的人，用过的物，经历的事，走过的地方，所写无非这些题材，但在刘星元笔下，题材变得新颖，角度更刁钻，语言有了自己的特色——既有诗性的表达，又有小说技巧的运用。他深挖乡村和县城、故乡和他乡、家族和个人、物质和精神等要素，有诗意，也有韵味。

    鲁南的小人物和老器物，卑微如尘埃，但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