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纪念馆里的王安石雕像

    徐迅雷 

    名高一世，学贯千载；变法一时，争讼千年。2021年12月18日，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

    宁波鄞县（今鄞州区）是王安石早期主政的地方，是他变法思想的策源地。东钱湖畔有王安石纪念馆，“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个性化邮票在此首发。同时通过拍摄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王安石》、出版《王安石县政治理研究丛书》等，深度发掘“王安石与鄞州”关系，进一步推进宋韵文化建设。

    一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还兼通儒释道三家，独自构筑起被后世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苏轼高度评价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王安石变法”名世。变法尽管最终失败了，但对北宋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彼时，大宋王朝危机重重，年轻的宋神宗刚当上皇帝，想着要革除弊政，重振国威，需要一个“总工程师”。有同样理念而且才华横溢的王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因缘际会，舍我其谁。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心，兼顾军事与科举改革等。根据《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的梳理，变法主要时间线是：

    1069年（熙宁二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厉行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推行均输法和青苗法；1070年，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王安石任宰相；1071年，定科举法，苏轼被贬；1072年，行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1074年，郑侠上《流民图》请废新法，王安石被贬；1075年，王安石官复原职；1076年，王安石辞职，变法失败。

    变法是觉醒，变法是探索，变法是试错。王安石可不想“独守千秋纸上尘”。变法变革是必须的，不变是没有出路的；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则是关键。

    王安石强化了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并试图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实现国家利益与民生的“双赢”——以国家利益为主，以民生利益为辅。他的“理财”观，亦可看成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将“礼制国家”变为“财政国家”。

    变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但并未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甚至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与民争利”。更让王安石想不到的是，变法失败之后没多久，北宋就被金兵革了命。

    二

    千百年来，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文章汗牛充栋。易中天的书中，专门用一章《教训所在》，系统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可谓着墨最多，用力最深，剖析最到位。其中《目的是个问题》一节直言：“王安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崇尚国家主义，自然会认为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相信政府万能。“重天下”与“重民生”，真是有霄壤之别的；“富国强兵”和“强国富民”，两者毕竟差距很大。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其实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那时的王安石当然不知道700多年后英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知道政府“有形的手”之外，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一样重要，不知道《国富论》的本质是《民富论》，民富了国才能强，而不是倒过来。

    易中天在书中说，“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

    对比一下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基层，最终层层推进，取得伟大成就，恰恰是以赋予民众自由度、解放生产力为主轴，以“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为准星。

    王安石变法自上而下，本质上还是在“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里头打转，最终口惠而实不至，其深化变革成了纸上谈兵，甚至适得其反。不能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涸泽而渔”，就是剥夺民众，他也想“放水养鱼”。

    比如“青苗法”，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本意是希望在春秋两季农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提供普惠金融，为百姓提供贷款，以免遭受高利贷盘剥，然后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经济而多多获利，老百姓多少也可得到一些好处。没错，发放贷款，本来就是让农民扩大再生产。

    然而，“政府万能”、非市场化的做法，落实下去，必然会演变成“运动化”的强制行为，到了下头很快变味，明令禁止的“强制摊派”结果在各地盛行，不能由着民众自愿。即使变革愿望很好，执行起来也会弊端不断。变法培养出来的官僚，上面要求他们的，是服从与执行，而非反思与纠偏。变法时期选拔、成长起来的官员，只习惯了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做出“政绩”，同时不忘让自己获利，甚至有腐败官吏趁放款时，诱使获得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嬉戏玩乐，使其花光借款，欠下一屁股债。

    三

    变法变革，需要良好的环境，要“众心思变”，而不是“唱独角戏”或“演二人转”。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人士，看到变法存在的问题，不良后果初现，于是成了“反对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两度罢相。司马光不是“砸缸”，而是“砸石”——狠砸王安石了。

    避免变革的“变味”，甚至演变成一场灾难，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经济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从秦肇帝制，到大清覆亡，中间这两千年，如何变革都是帝制内部的风暴，不是真正的“大变局”，政治制度的改变几无可能，所以器物经济变革的失败，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论者有言：“变法虽然失败，但王安石没有失败。”王安石是独抗时流、立于浊流之人，其“矫世变俗”的抱负，“经世致用”的实践，“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清廉自守的品格，寄情山林的本色，以及卓著的经学造诣、文学成就，令他与历代文人和政治人物拉开了距离，历经千年，“没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