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中国匠心大会”不久前在杭州召开，400多位参会代表皆来自国内制造业大牌民企。大会安排我作20分钟主题演讲，站在台上往下看，发现对面不少企业家满头银发，年龄应该已在70岁上下。

    是怎么回事？会间餐叙，我问坐在身边的华立集团汪力成董事长。他解释说，这些企业家当初创业时都很年轻，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企业做大了，年龄也就大了，他们也想早点退下来安享晚年，可做制造业这一行太辛苦，赚钱又慢，儿孙们不肯接手。迫于无奈，还得自己接着干。

    后来我又问过几位相熟的企业家，回答也大同小异。我有了一种担忧：中国是否会因为制造业后继无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并非杞人忧天。国内学界前几年就在讨论资本“脱实向虚”问题，中央也高度重视，说明我们也存在“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资本“脱实向虚”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强调回归制造业，表明实体经济相对于商贸服务业已显得稀缺。既如此，资本为何还是对虚拟经济情有独钟呢？难道供求规律已经失灵？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过精辟论述。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若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膨胀，必形成经济泡沫，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而要抑制虚拟资本膨胀，前提是全社会利润率要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利润平均化需满足两个条件：部门间可以自由竞争；资本在不同部门能够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的现实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国内资本“脱实向虚”，的确是虚拟经济利润相对高所造成的结果。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率为6.84%，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却高达16.27%。金融业利润率之所以比制造业利润率高，原因是政府对金融业牌照有严格管制，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也就是说，目前金融业利润中，有一部分是“行政租”。

    问题就在这里：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财富（价值），却参与财富（价值）分配。当财富（价值）一定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则相互消长：虚拟经济的收益高，实体经济的收益就会低。从投资选择看，虚拟经济收益越高，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制造业后继乏人，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局面，必须标本兼治。治本的办法，当然是打破行政性经营垄断。可此举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远水难解近渴，眼前还得有治标的办法，可考虑在税收政策上再作调整，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减税力度。

    2016年国家启动“营改增”试点，制造业适用税率为16%，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为11%，金融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为6%。2019年，制造业适用税率调减至13%；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减至10%。为支持实体经济，国家何不将制造业适用税率也减至10%？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