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杭州湾，素以喇叭形为人所知，然而杭州湾的“喇叭”边缘并不圆润，南岸一块“性情倔强”的泥沙堆积区，在潮起潮落间执拗地向北“生长”，终于沧海换桑田，形成了今天的三北平原。这片滩涂主要集中于宁波的慈溪、余姚二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片土地的雏形就已是滨海先民耕海牧渔的蓝色家园。近千年间，伴随着中国人口、经济重心陆续南迁及水利、农垦、制盐等技术日臻成熟，杭州湾南岸迎来了“向大海要空间”的密集开发时代。寒来暑往，数不尽的“土人”、移民、军户劳作于此，一幕接一幕地上演着“定海兴业”的历史大戏。

    捧读宁波籍学人、上海社科院蒋宏达博士新著《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一幅10世纪至20世纪纵跨千年的宁波海洋文明图卷在笔者眼前徐徐展开。这部兼具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地理学新意的宁波地方史佳作，将为我们深化古代东南（浙江）海洋文明探索以及科学认知南方河口海岸地带人地关系规律，提供有益的参考。

    蒋宏达以犀利的学术眼光成功捕捉到杭州湾南岸研究的升华点，把前人侧重工程资料整理的海塘史，以及单纯经济史向度的滩涂围垦史，丰富、上升到了人海之间的多维度社会史叙事，这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宁波滨海区域海洋文化的认知边界。通览全书，笔者对两处“刷新常识”的论述印象尤深。

    首先是作者在杭州湾南岸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一系列民间传说。据悉，东山头的五都大帝崇拜，起自明洪武年间当地渔民从海里打捞起的神像，而慈溪望族师桥沈氏家庙里供奉的主神“墨斗龙神”，其神话开端也是渔民在海边滩涂上拾获了一尊“龙像”。作者指出，此类“由海潮带来神像、神物，继而形成庙宇的故事，在杭州湾南岸各处乡村颇不少见”。而这类“海之信仰”，其社会历史背景其实是“各姓家族在普遍形成士绅化的祖源叙事以前，那种以渔盐为生的朴素身份”。大海在三北民众的家族与精神世界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情感符号，即便他们之后脱离盐田，收帆归港，他们仍旧是“大海的子女”。假若不关注这些民间传说，这条精神纽带恐怕会深藏不露，宁波海洋文明叙事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亦会有所折扣。

    其次是成化、弘治年间，亦即明代海禁政策严苛之时，宁波沿海民众的生计组成。作者考察发现，明中叶前后，因外围塘堤趋于齐整，规模庞大的民众涌入三北滩涂及新开垦的滨海土地，缔造了农耕与渔捕交织的独特沿海生业景观：“滨海沙涂所蕴含的经济潜力吸引着大量谋食的民众，人们在滩涂和河浦内采捕鱼虾、蟹蛤，并在新开辟的土地上种植稻麦、瓜蔬、木棉等作物”。就连武备性质的沿海卫所，也会“靠海吃海”，临山卫、三山所的军士因生活不易，除交差垦种外，还会“捕捞贝类和鱼虾贴补生活”。明清海禁时期浙江沿海岛屿发达的“走私”贸易，以及其背后高密度的中外交流，早已为学界熟悉。然而本书所述，让我们看到在比岛屿、海礁更靠近大陆的地方，普通民众虽有“片帆不准下海”的压力，却始终接受着大海的馈赠，“海禁”管得住船，却限制不了沿海居民“生于海滨，活在海里”的谋生本能。这种不发达却很广泛的古代“海洋经济”，在官方严控海洋交往的时代里为中国海洋文明保留了一炬微弱火种，其文化意义非同小可。

    一部优秀的历史学著述，理应兼具严谨性与想象力。《子母传沙》不单广泛搜罗方志、宗谱、手稿、别集等，更体现了蒋博士长期扎根余慈田野、把论文写在家乡大地上的努力，其严谨性值得称赞。至于想象力，除前文略谈的“刷新常识”的亮点，作者精心开掘的一些史实，完全可以启迪后来者迸发更多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