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古城            

    2019年，东钱湖管委会想做一本南宋石刻发现、保护口述史，他们让我推荐作者，我想到了作家赵淑萍。早在2007年，老友陆锋曾带她来采访我和曹厚德先生。那年南宋石刻的复制品“文臣武将”作为“大卫”的回赠礼物送往佛罗伦萨，曹先生为此作了诗。后来，她还采访过我几次，每次聊文保工作，就会聊到南宋石刻，我能感受到她对地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她对待文字比较严谨，每次稿子出来后都会让当事人审读。我想，做口述史，客观、严谨是最重要的。其次，对文物和历史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她是作家，文笔自然不是问题。

    现在，这本《石魂：东钱湖南宋石刻发现保护口述实录》送至我的手上。看到封面上漫天风雪中一身沧桑的石翁仲，看到老友曹厚德先生的题签（这是他生前在南宋石刻公园落成后题的），我不由得百感交集。当年冰天雪地里和曹先生一起去下水村的情景历历在目：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绣品厂工作，曹先生已经退休，有时我们会借车去东钱湖作田野调查。当时就看到一些石雕，或零落在荒草丛中，或散落在寂静的山岙里，有的蚀迹斑斑，有的已经支离破碎，也有的就横卧在水沟里。许多精雕细镂的享亭、仿木结构的亭阁牌匾，或被砌入沟坎，或做了宅基，或被埋没于荒草泥淖。当地人对它们熟视无睹，甚至当时的一些文保资料记载也有出入。我们看到后，很是痛心。1992年冬，我们就有了去东钱湖调查石人石马的意愿，于是向时任《鄞县日报》总编辑的周时奋和鄞县文管办的陈万丰反映。后来，我们就共同去实地勘察。从那时起，直到南宋石刻公园建立，10年间我曾去过东钱湖150余次。曹先生因为岁数比我大，平时很忙，但也去过100来次。还有众多的专业文保人士和业余文保员。如今，曹厚德、王重光、史永和等几位老友均已作古，但通过其他人的口述，仍然真实地复原了最初发现和保护的情景。我想，此书最大的特点是近乎抢救性地留住了一段乡土记忆，把一群人为了家乡的文化遗存所做的努力，真实而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作者采访的16人，有文保人士，有管文物的领导，有史家后人。作者精心设计问题，口述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基本上把南宋石刻的价值和保护意义说透了。曾经，上起汉唐下迄明清的陵墓石刻艺术长卷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断裂地带，一个半世纪的南宋王朝竟然一片空白！由于南宋统治者建都临安，中原迟迟不能收复，帝王死后仅作临时性的“厝葬”，墓道前未设石刻。绍兴攒宫山下的南宋六陵，还惨遭洗劫，遗物无一幸存。可是，800年后，在宁波东钱湖发现了南宋墓道石刻，有50余处、200多件。自1993年以来，经宁波的文物工作者和国内专家孜孜不懈地研究、考证，确认该石刻群是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文化遗存。

    那是因为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杭州，宁波（当时称明州）由海疆鄙地变成了京畿藩篱，才俊辈出，官宦云集。鄞县史氏家族是南宋最大的望族，有“一门三丞相，四世两封王”“四世两封王，七十二进士”之说。史氏家族出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位丞相。其他鄞县籍丞相还有郑清之和魏杞。这些朝臣要员、达官贵人致仕后回乡居住，叶落归根，葬于故里。他们的神道前有跪羊、蹲虎、立马、文臣、武将组成的“仪仗队”，统称“石像生”，是他们生前崇奉模式的缩影，也是南宋儒学伦理的表示。它们为研究中国的美术史、雕塑史、服饰史、建筑史、家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墓葬形制、兵器服饰、工艺雕刻、建筑营造及历史学、民俗学、堪舆学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中，石笋墓表柱、石太师椅、仿木石牌坊、石享亭构件等，极具江南地域特质。而且，这些石雕大多用本地的梅园石和小溪石雕琢，细腻精致，具象写实，气韵生动，代表了南宋时代地域文化的历史风貌。

    书中有大量高清的南宋石刻图片，为甬上摄影家史凤凰、龚国荣、水贵仙、史理庭提供。从一些口述的地点看，作者深入绿野岙、吉祥安乐山、下水村、五乡等地，在现场进行访谈，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石刻的现状。

    宋韵文化是浙江历史的文化金名片，东钱湖最具辨识度的宋韵文化就是南宋石刻。经过艰辛曲折保护下来的文物，应该合理利用，让东钱湖石刻这一张城市文化名片传播得更远、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