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当丞相时，从不冒犯皇帝违反圣旨，但经常就具体的事情，进宫“几谏”（意思是对长辈委婉而和气的劝告），对朝廷补益很多。

    汉主刘聪每次与大臣们商议政事，刘殷都不表示是非对错。等大臣们离开了，刘殷单独留下来，为刘聪对所议铺陈发挥，再理头绪，商讨事宜，刘聪也经常采纳他的建议。

    刘殷常常告诫子孙说：“侍奉君主，应当务求对君主委婉地劝谏。普通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更何况皇帝。委婉劝谏的功效，与冒犯君主没什么区别，只是不彰显君主的过失，所以是比较好的办法。”（见《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作为丞相的刘殷，佐主自有其道。细细涵泳，其高明之处有三。

    一是给足了大臣们议事的空间。既然是商议政事，至少得让大臣们各抒己见，自己这个“二把手”还是暂时不说为好，免得扫了他们的兴；二是给足了自己“几谏”的机会。对大臣们议政而不表示是非对错，客观上也就为自己争取了单独留下来“见微而谏”的机会；三是给足了皇帝刘聪的面子。刘殷深知，大臣们所谓的商议意见、建议，定然也是依着刘聪的心思提出来的，当面予以否定，哪怕是稍有微词，都会被刘聪认为是在给其难堪。因而，最好的选择，也就是缄默不语，事后“几谏”，赢得“进可攻，退可守”的辅佐环境。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打小报告”“耍小聪明”，笔者以为，刘殷固然有这方面的心思，但在封建社会，也实属无奈，甚至是一种必然之举。与其他官僚相比，刘殷自有难能可贵之处，为了恪尽丞相的职守，他绞尽了脑汁，只是更讲究策略。

    然而，即便是实行“几谏”，之于刘殷，也未尝没有风险。诚如其所言，“委婉劝谏的功效，与冒犯君主没什么区别”，稍有不慎，他便会遭削职、坐牢以至杀戮之罪，没有一点担当精神，是做不来也做不到的。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及，刘殷单独在刘聪面前“几谏”，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这多少也与刘聪的雅量、大度有关。刘聪自然心知肚明，刘殷的“几谏”，既是在给自己出谋划策，也多少是在冒犯自己，但鉴于“不彰显君主的过失”，模糊了是与非、对与错的界限，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特殊环境下，刘聪哪怕再不高兴，看在刘殷真心辅佐的分上，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刘聪经常采纳他的建议，可见一斑。

    置于当时的环境下，刘殷似乎也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多一点社稷利益的考量、少一点个人安危的考虑。在大臣们的集体议政中，自己作为丞相，固然要考虑刘聪的面子，但只要没有私心，大胆发表主见，以此给大臣们做好榜样，引导大臣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提出更多更好的主张，岂不是更好？对大臣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秉持“真理愈辩愈明”的原则，开展积极的互动，结局岂非更完美？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件事：十六国时期，前凉政权的君主张寔曾下令：“所属的官吏、百姓有能指出我过错的，奖赏给布帛米羊。”大臣隗瑾说：“现在您处理政事，事情不管大小，都由自己来决断；有时动用军队发布命令，州府的其他官员都不知道，万一有什么失误，没有谁能分担过失。下级官吏们畏惧你的权威，都服从你的成命罢了。像这样，即使赏赐千金，终究也还是不敢说。我认为应当稍微减少一点儿您的聪明，凡是各种政事，都拿到下级官员们中去访求意见，使他们把各自的长处都展现出来……”张寔很高兴，听从了他的话。

    试想一下，如果刘殷也能像隗瑾那样，斗胆劝诫，刘聪也能洗耳恭听、乐而从之，那么，其执政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比古人做得更好，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