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大公报》刊登的楼文敖在国内参加比赛的照片。

周余愚在上海街头练习竞走。

楼文敖

王正廷

周余愚

沈嗣良

舒 鸿

江良规

一九三二年第十届奥运会（当时中国称世界运动会）中华体育代表团参赛手册，由王正廷题写刊名，沈嗣良编。

一九三六年八月，周余愚（左三）在柏林奥运会与奥运冠军杰西·欧文斯（左二）合影。

    王存政 林 海 谢振声

    2022年3月4日至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举行。在96名中国参赛运动员中，浙江有3名运动员入选。这是浙江籍运动员首次出征冬残奥会，其中，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杨健、王心雨来自宁波。

    杨健出生于1993年6月，先天性左手残疾。王心雨出生于2001年8月，6岁时由于意外事故，她的双脚被截肢处理。然则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他们自强不息，逐鹿不舍，终于凭自己的实力，站在了奥运赛场上。

    站上赛场，就是强者。

    其实，早在74年前的1948年，宁波镇海籍长跑运动员楼文敖，就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4届奥运会的比赛。

    楼文敖是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位残疾人（聋哑）运动员。

    一

    1948年7月31日，英国伦敦，第14届奥运会男子长跑1万米比赛即将进行。

    楼文敖穿着他从没有穿过的长跑钉鞋，兴奋地走上比赛场，嘴里面“呀呀”地叫着，给自己鼓劲。限于经济实力，之前在训练和比赛中，楼文敖一直穿的是胶底运动鞋，但是，到了伦敦，为了帮助他赢得好成绩，运动队专门给他换上了新钉鞋。

    楼文敖1919年出生于镇海沙河楼家。家境清苦的他，3岁时患伤寒高烧不退，由于无钱医治，成了哑巴，继而耳朵也聋了。成年后，楼文敖跟随做清洁工的父母到了上海，住在愚园路岐山村（今上海江苏路西首）。

    1943年的一天，正在扫大街的楼文敖看到一队青年人身穿运动服，快速向前面跑去。他好奇地跟跑在队伍后面。次数多了，特别爱好体育而组织了一个青年跑步队的小商人王有富，发现楼文敖耐力不错，于是就让他跟着一起锻炼。没想到，很短的时间里，极具跑步天赋的楼文敖一鸣惊人，5000米和1万米长跑比赛成绩均创全国纪录，还打破了一万米长跑的亚洲纪录。当时的报纸称他是“今日中国田径界最出色的一个人”。

    令人称奇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位专业教练指导过楼文敖训练。但是，他有一股“憨劲”，无论寒暑，每天清晨起身，就到附近的中山公园跑步，遇到大雨出不去，就在屋檐下踢腿弯腰、拉伸蹦跳。楼文敖没有像样的服装，常常吃不饱饭，更别提什么营养，他完全是靠自己苦练，练出来的。

    按照既往的成绩，只要发挥正常，在奥运会上楼文敖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名次的。不止中华体育代表团对楼文敖寄予希望，到达伦敦后，当地媒体也对他做过重点报道。

    ——那会儿，还没有适应钉鞋的感觉，楼文敖就站在了一万米长跑的起跑线上。

    枪响，出发，加速，楼文敖兴奋地向前跑着，强手越多越能激起这位聋哑勇士的潜能。前半程，楼文敖始终保持在第一集团队列里。

    “啊——”，突然，楼文敖惨叫一声，脚下一阵剧痛，脚步随之慢了下来。后面的选手一个一个飞快地赶了上来、超过了他。楼文敖也想加速，但脚底的疼痛使他无法运力。

    看台上，中国的队友们纳闷了：按照楼文敖的体力，不会刚跑到一半就没了力气。队友们大声地呼喊着，代表团指导顿然急躁起来，用近乎呵斥的声音催促楼文敖快跑。连他们都忘了楼文敖根本听不到声音。

    原来，是新换上的钉鞋出了问题：一颗鞋钉从鞋底顶了出来，不偏不倚地抵在楼文敖脚掌的支撑点上……

    比赛结束了，尽管楼文敖竭力坚持着没有中途退出，但在完成全部赛程的17名选手中，他名列最后。当暴怒的指导冲到他面前时，楼文敖一脸无奈地脱下跑鞋，递给指导，向里面指了指，又抬起脚让指导看。看到楼文敖脚下的斑斑血迹，摸摸鞋底突出的鞋钉，指导懊悔地连连摇头，心痛地搂住了楼文敖的肩膀……

    接下来，楼文敖还有马拉松比赛。但在当时，“二战”后的伦敦经济尚未恢复活力，市面上根本没有合适的钉鞋。楼文敖只好穿着薄底胶鞋参加比赛。

    1948年8月8日，从来没有参加过马拉松比赛、决心奋力一搏的楼文敖，胸前贴着“202号”号码布，站在了比赛队列里。

    5公里过去了，10公里过去了，15公里过去了，在比赛进程的广播中，楼文敖始终位列第二位。听到这一成绩，队友们不断欢呼：“楼文敖，加油！”；20公里过去了，楼文敖还是排在第二位。大家发出更加热烈、长时间的欢呼：“楼文敖，好样的！”“有楼文敖，我们不会空手而归了！”

    但是，20公里的成绩报告，是中华体育代表团听到的楼文敖最后的跑步成绩。兴奋中的中国队友们，不知道楼文敖已经力不能支。伦敦高低不平的道路以及脚底磨起的血泡，让他吃尽苦头。如果能够说话，楼文敖肯定要对这砾石路和这双不适合马拉松长跑的薄底跑鞋爆粗口。但他说不出来、喊不出来……慢慢地，楼文敖的脚步慢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其他运动员超过自己；慢慢地，楼文敖的双脚沉重得无法抬起，由慢跑变成了慢走……最后，他晕倒在路边……

    收容车把楼文敖拉回了体育场。看到焦急围拢过来的队友，楼文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他一边哭，一边扯下胶鞋，用力地向地面砸去……

    痛何如哉？痛何如哉！连续受挫的楼文敖，满怀郁闷、愤懑回到中国。可是他不甘心。1949年3月，楼文敖和另一位运动员王正林，在一个经纪人的带领下去美国参加锦标赛。起初说好的，如果有谁赢得冠军，就能够获得在美国旅行和回程上海的飞机票。那次，楼文敖得了冠军，经纪人却将游览和回程的机票换成船票，把差价款私藏起来。楼文敖他们和那个经纪人当场彻底翻脸，最后，只能无奈地坐船回国。船到香港，盘缠将尽，又听闻上海正在打仗，便决定先上岸再做打算。

    当年参加体育比赛，获奖者除了能得到奖杯、奖牌外，极少有金钱奖励，因此，楼文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他的成绩而有所改善。因为贫困，因为病患，因为社会动荡和剧变，楼文敖就此留在了香港。

    心伤贫病羁异乡，登高北望泪双行。楼文敖最后的经历怎样，成了一个谜。曾有传闻，说他又成了一名清洁工。

    二

    其实，在楼文敖之前，1936年8月，就有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籍运动员周余愚，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50公里竞走比赛。

    周余愚原名周钦良，1908年2月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经营实业，一家人生活舒适无忧。在5个兄弟姐妹中，周余愚排行老幺，最为得宠。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周钦良被选中参加开幕式团体操表演。运动会的盛大场面深深感染了少年周钦良，使他从小学、中学到入读上海沪江大学，一直都是体育爱好者、田径运动参与者。

    1926年参加上海市级比赛，他第一次获得5公里竞走第一名，初战告捷。1927年他再获第一名。就在这一年，周钦良决定改名为周余愚，他解释说：“余即我，愚则愚公。”同时，他还当众立志：“余愚立下移山志，苦练十年进奥运。”

    1928年12月举行的“上海万国竞走锦标赛”上，周余愚率先到达终点，成为这项创始于1904年的比赛的第一个中国冠军，并创造了纪录，由周余愚等人组成的中华代表队也一举夺得团体桂冠。

    那个时候，上海跑马厅外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28年周余愚独自一人进入跑马厅接受冠军奖杯时，其他赶来祝贺的中国人只能站在跑马厅外等候。但是，不久之后，这块羞辱性的牌子就被外商自行拆除，中国人可以大摇大摆地步入跑马厅了。对此，在上海有一种说法：是周余愚用行动和荣誉，“摘”下了跑马厅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从1928年到1931年，连续三届，周余愚在这项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由此，上海报界给他取了个“神行太保”的绰号。

    1936年6月26日，周余愚随中华体育代表团从上海乘船出发，先到意大利，再转乘火车，于7月22日抵达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50公里竞走比赛。

    由于晕船，周余愚连续吐了20多天。过去在上海，他从未进行过坡道训练，可是这里的比赛路线中有许多坡道，身体虚弱的周余愚，坚持戴着“112号”号码布参加完竞走比赛，最终，只获第23名。赛后，组委会慎重研究，决定破例设一个只颁发给周余愚的奖项：“姿势优美奖”。

    由此，周余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

    但愿，这枚奖牌可以证明这位健将的实力，可以聊补少许遗憾吧。

    人生有梦，就会有遗憾——

    8个多月前，1935年11月23日，电影明星胡蝶和上海名流潘有声举行婚礼。在旧上海，大户人家结婚，须选傧相（伴郎、伴娘）4人，可在胡蝶的婚礼上，共有傧相8人，而傧相之首，是周余愚。

    胡蝶婚后第三天晚上，再次宴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晚宴时，胡蝶与潘有声将周余愚拉到一僻静处。“听说周先生还没有女朋友，我们想为您介绍一位电影明星，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胡蝶问得很直接。周余愚如实相告：“此前我已立誓，奥运会后再考虑终身大事，现在为时过早。”胡蝶虽有些扫兴，却也不便强求。

    直到1948年，周余愚才结婚，那时，他已年满40岁，是圆梦奥运会后的第12个年头了。

    人生努力，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还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周余愚不经意间和美国黑人田径巨星杰西·欧文斯成了多年保持书信往来的朋友。这届奥运会上，杰西·欧文斯连续夺得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4枚金牌。人们称欧文斯为“黑色闪电”，甚至夸张地称这届奥运会为“欧文斯奥运会”。如今国际田坛很有影响力的大奖“杰西·欧文斯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在练习场上训练时，欧文斯见到这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运动员，主动上前问道：“你是日本人吗？”他清晰地用英语回答：“我叫周余愚，中国人。”是的，从小学起直到入读大学，周余愚一直在学习英语。欧文斯万分惊讶，他解释说，提起中国人，总会想到“东亚病夫”，但是想不到，在奥运赛场上，居然遇到了周余愚这么帅气、自信、素质优良的中国运动员。欧文斯感慨：“我参加100米比赛，你参加50公里竞走比赛，我们两人一个是奥运会中最长距离比赛的选手，一个是最短距离比赛的选手，真是最长与最短的有趣组合。”他主动和周余愚合影。此后，两人还有书信往来。

    1936年9月，完成了柏林奥运会的比赛，周余愚回到上海。一天，他和竞走队队友张造寸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一家咖啡馆闲聊。忽然，门口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周余愚和张造寸走出去，只见一个醉酒的外国水兵正手脚并用，殴打一名倒在地上的中国人。

    周余愚和张造寸大声怒吼“住手！”冲上去拉开了外国水兵。那水兵勃然大怒，对着周余愚就是一拳。愤怒的周余愚坚决还击，把水兵打倒在地。后来，周余愚和张造寸突然发现，两人的衣服上已沾满血迹，躺在地上的水兵奄奄一息。此时，围观的市民喊起来：“闯祸了！快跑！快跑！”

    两人急忙起身，当他们跑进淮海公园时，霞飞路上已响起刺耳的警笛声。游客见他俩满身是血，却又不敢走出公园，十分惊奇。周余愚连忙实情相告。听说是为救中国同胞打了外国水兵，游客们连声叫好。随后，有游客跑到公园外，买了新衣服让周余愚和张造寸换上。两人这才走出公园。

    而在几个月前，1936年3月，因为与胡蝶、梅兰芳等人的友谊，周余愚还一同参与促成了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访华之行。卓别林在上海的时候，周余愚一直陪在一旁充当翻译和导游。

    周余愚曾经富贵过，风光过，也曾莽撞过，失意过……他的人生，可谓快意、精彩。

    新中国成立后，周余愚先在上海港务局工作，后借调至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筹备组，1968年退休。1994年5月病逝于上海。

    三

    和作为运动员的楼文敖、周余愚不同，1932年7月至8月间，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沈嗣良以中华体育代表团领队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沈嗣良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体育代表团领队。

    沈嗣良出生于1896年，1919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管理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应聘为圣约翰大学教务长兼体育部主任。1924年7月，他和王正廷、张伯苓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部设在上海。沈嗣良先后担任该会董事、名誉主任干事、总干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由此开始自己组织体育赛事、管理体育运动，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因王正廷、张伯苓公务繁忙，协会工作主要由沈嗣良带领圣约翰大学师生完成。体协是民间组织，其中至为关键的任务，是解决经费困难问题。

    1925年5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就要在菲律宾举行，中华体育代表团已组建完成，但出国经费还没有着落。4月，有一位来自福州的青年张效良暂住上海，计划前往美国留学。沈嗣良听说张效良的留学费用是商业奇才林珠光出钱资助的，马上请张效良暂不去美国，力劝他接替自己担任中华体育代表团领队，带团去菲律宾。张效良不愿当领队，沈嗣良就请他当顾问。总之，是要通过张效良，和林珠光取得联系。这个办法果然奏效。5月上旬，得到资助款的中国运动员按期抵达马尼拉。经过一周比赛，中国男足夺冠，运动员吴德懋勇夺五项全能第一名，名垂中国体育史册。

    1932年7月30日，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开幕式各国代表团入场时，中华体育代表团仅有的一名运动员刘长春手持国旗作先导，后面跟着的是领队沈嗣良，再后面是四位工作人员：教练员宋君复、留美学生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美国人托平（上海青年会体育主任）。他们，在政府不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向社会多方筹措参会资金，尽管至为拮据，尽管倍感心酸，却步履维艰地拉开了我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序幕。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题为“沈嗣良的远见卓识”，高度评价了他为促成刘长春出征奥运会而付出的辛苦努力。

    1934年3月，日本体协代表在上海向中华全国体协提出，让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遭到我方明确拒绝。日方和伪“满洲国”体协代表又赶到马尼拉，对菲律宾体协施加压力。菲方提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菲体协常务会议（圆桌会议）。时任中华全国体协总干事的沈嗣良复电菲律宾体协：上海圆桌会议，我国并不反对，但不得讨论伪组织之参加远东运动会问题。4月9日，中、日、菲三国体协圆桌会议在位于上海沪西的中国足球场办公处召开。日本代表执意抛出伪“满洲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议案，被中方代表沈嗣良和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的曹云祥严词驳斥，使日本方面的图谋未能得逞。

    1934年第10届远东运动会之后，在日本胁迫下，日、菲两方以共同名义解散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另组“东亚业余体协”，安排让所谓的“满洲国”参加。对此，中方强烈抗议，毅然退出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尽管如此，远东运动会作为现代亚运会的前身，仍然铭记史册。

    1936年8月，沈嗣良作为总干事，与总领队王正廷一起，率中华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王正廷是宁波奉化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年2月15日本报刊登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事迹。）

    后来，沈嗣良先后担任圣约翰大学副校长、校长。他曾发起创办华东运动器具有限公司，倡议并主持建造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上海市江湾体育场。再后来，沈嗣良移居美国，于1967年病逝。

    四

    在1936年8月于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除了总领队王正廷、总干事沈嗣良是宁波人，另有一位宁波人的表现堪称“惊艳”，他就是中国第一位奥运会裁判舒鸿。

    舒鸿的祖籍是慈溪县庄桥舒家（今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1895出生于上海。父亲舒高第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多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科技翻译家。

    舒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从此与篮球结缘。191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体育专业学士学位、卫生学专业硕士学位。

    舒鸿在美国学习时的导师是篮球运动创始人奈·史密斯教授。史密斯发现，与其他学生相比，虽然舒鸿个子不高，但训练刻苦，会动脑筋，是学校篮球队的灵魂人物。

    回国后，舒鸿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体育系副教授。其间，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并担任会长一职。

    1928年，上海举办篮球比赛。过去，篮球比赛裁判一直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建议中国人参加裁判。没想到，他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裁判。舒鸿不服，从中国人的体能到体质进行综合论证，把“官司”一直打到美国裁判协会，最后大家决定，采用考试办法优胜劣汰。申请执哨这场比赛的9名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协会提供。最终成绩揭晓，4名参加考试的中国考生，最高94分，最低88分，而5名美国考生，仅有1人及格。这样，舒鸿等4名中国人获得了第一批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并被吸收为美国裁判协会会员。

    在1936年8月举行的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上，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1个国家的篮球队参加比赛。组委会特邀篮球发明者奈·史密斯教授为首场比赛开球。

    奈·史密斯没有想到，他会和自己的学生舒鸿在柏林重逢。

    舒鸿是作为中华体育代表团篮球教练兼保健医生来到柏林的。最后的篮球决赛在美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进行。由谁来担任执哨裁判？大家公认美国裁判水平最高，但赛事重大，为避嫌，不宜使用美国裁判。至于来自欧洲的裁判，很多人也摇头了，理由是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裁判难负重任……为难之时，奈·史密斯教授讲话了，他说他了解舒鸿，过去在学校时舒鸿是最优秀的，在执哨这次奥运会的几场篮球赛预赛时，也表现出很高的水准，舒鸿就是这场最重要比赛的最合适的裁判。

    1936年8月14日下午，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在露天球场举行。精神抖擞的舒鸿身穿白色衣裤，带领两支球队跑步入场。比赛开始后，突然天下大雨，红土球场变得泥泞不堪。作为裁判，舒鸿很好地控制住了局面，他不停地奔跑，目光锐利，既沉着，又机智，果敢的判罚使双方犯规队员心服口服，现场观看的体育界人士和观众也都认为裁判公正、精准，有水平。赛后，奈·史密斯紧握着舒鸿的双手，兴奋地连连夸赞。次日上海《申报》特别出版了号外，整版刊登六个大字：“舒鸿为国争光！”

    新中国成立后, 舒鸿成为第一批国家级篮球裁判和田径裁判。1959年担任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篮球裁判长，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他先后任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任、浙江体育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中国体育界早期极少数具有顶级业务能力的专家人才。1964年7月，舒鸿因病去世。

    舒鸿与宁波市体育事业特别是篮球运动，还有特殊的渊源。

    舒鸿的关门弟子徐定华自1954年宁波篮球协会成立起，即担任裁判工作。从1980年至2019年10月去世时，徐定华一直担任宁波市篮球协会主席。徐定华在中国篮球界圈内声名远扬，确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他任职期间，多方努力促成八一男篮落户宁波；宁波篮协先后培养出14位国家级篮球裁判；多位宁波裁判员先后执哨篮球职业联赛，登上了亚运会、奥运会记录统计台。

    舒鸿播下的篮球种子，在宁波已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五

    还是在1936年8月的柏林奥运会上，除了王正廷、沈嗣良、舒鸿，还有一位宁波人活跃在会场内外，他是篮球队助理教练江良规。

    江良规1914年出生于鄞县鄞江镇（今海曙区鄞江镇）。1930年，他获得保送中央大学农学院深造的机会。因为热爱体育，江良规转而投考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以优等成绩被录取。1932年，作为中央大学越野跑队的队长，江良规率10名队员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江南八所大学越野赛，荣获冠军。

    1934年7月，江良规大学毕业。因表现优异，刚满20周岁的他被聘为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36年，江良规赴德国深造，25岁时获博士学位。1943年，应母校中央大学之聘，江良规到已经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总务长，后又兼任了体育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中央大学回迁南京后，江良规首先在体育馆楼上，新修了两个灯光篮球场。

    1948年7月，由王正廷为总领队的中华体育代表团赴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这是江良规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此时他的身份是篮球队领队。

    1949年，江良规去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体育系主任。1956年11月22日至12月8日，作为中国台北体育代表团总干事，江良规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1964年10月10日至24日，他以中国台北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1967年，江良规病逝。

    一生4次参加奥运会，时间跨度达28年，江良规毕生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奥林匹克运动，卓有功勋。

    六

    有些梦想，无以言表；有些希望，微光成炬。

    从1932年第10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到1936年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再到1948年第14届英国伦敦奥运会，旧中国3次参加奥运会的征途中，每一次都有宁波籍人士勠力跋涉的身影。在梦想的引领下，这些先驱者顶着风霜雨雪，披荆斩棘，屡仆屡起。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发出先声，砥砺前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的贡献。

    他们的名字，应当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