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汪敏来到陵园缅怀祭奠器官捐献者。

    记者 沈之蓥 通讯员 张林霞

    今年清明前夕，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汪敏去了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

    这一天，宁波市红十字会在这里举行缅怀祭奠活动。纪念墙一角，汪敏拿着白布擦拭捐献者照片时，意外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姓金，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的生命定格在50岁。这是一位几年前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不幸离世后，他选择捐献遗体和角膜，延续大爱。

    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8年，汪敏协调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最小的年仅7岁。数字背后，是100多户家庭的艰难抉择和无私大爱，以及数百位挣扎在死亡边缘患者的新生。同事们会感慨她的不容易，这份工作常常直面悲伤，而且“永远在路上”。

    “奔波十几个小时，远赴贵州山区只为了家属说一句‘同意’。”

    “她没有所谓的周六周日，一个电话，需要马上抛下家人投入工作，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听到她抱怨过。”

    “如果你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听她打电话，你会觉得她是在跟自己的亲戚聊天。因为她会像捐献者一样称呼他们的亲戚。”

    ……

    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角色，汪敏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就像生和死之间的那座桥，一座托起生命的桥。”

    以下，是她的自述——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真的，这句话很多人说过，但他们的感悟没有我深。

    8年前，我还在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已经做了10年护理。病房里，一些病人看起来胖胖的，其实是水肿，面色蜡黄，连眼睛都是黄的，他们的生命步入倒计时。看了太多，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无法言语。

    有一天，领导对我说，有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你愿不愿意。最后，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如果我可以在源头上帮到病人，换个工作方式应该也挺有意义的吧。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我接触的第一例捐献者，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因为车祸重伤。接到消息时，我没有第一时间去，主要是考虑家属沉浸在悲痛中，需要时间缓冲，直到第3天，我才去询问他们的捐献意愿。去之前，我做了许多心理建设，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比如，他们会因为情绪激动，一口拒绝我。

    出乎预料，家属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如果你早一点来，我们的儿子不用在那里痛苦地躺上三天了……原来，人们并不是都排斥器官捐献，这件事对我心理上帮助很大，帮我战胜了恐惧。

    这个小伙子捐献的器官帮助了5个人，3人重获新生、2人重获光明。

    看着一个人的离开，听着家属的哭泣声，心里会很难受，但反过来想，因为我们的协调，帮到了5个人，心里又会觉得欣慰。

    有一个来自外地的小女孩，10岁左右，也是因为车祸。她的父母说，女儿看过器官捐献的新闻，曾说：“妈妈，做这件事的人好伟大，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现在，女儿如果知道，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

    我陪着她的妈妈去商场买衣服，我们给孩子买了公主裙、白色丝袜、红色的小皮鞋。她的妈妈说，女儿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我听后心里酸酸的，很难过。这些东西，对生活在城市的小朋友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手术完成后，要给小女孩擦身穿衣。我们有穿衣的师傅，因为是小孩子，不是大人规格的服装，我们担心师傅不是很熟练。后来，是我和她妈妈一起给她穿上新衣服。有人问我，你怕不怕？我说一点都不害怕，孩子躺在那里，就像天使，她只是睡着了。

    “妈妈，爸爸是哪颗星星？”

    你还记得“宁波最美空调工”吗？他的捐献，帮助了5个人。出意外时，他的妻子怀着3个月的身孕，家里还有个右眼失明的女儿。女儿问妈妈：“妈妈，爸爸去哪了？”“去天堂了。”“天堂在哪里？”“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你想他了，就看看外面的星星。”“是哪颗星星？”“最亮的那一颗。”……

    他的妻子告诉我，很多人劝她，不要生下孩子，丈夫离世，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很辛苦。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说服公公婆婆，签字捐献时，伤心到晕厥。

    为了完成丈夫生前的心愿，她毅然决然地生下孩子。孩子是在我们医院生的，我去看过，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我后来问过她，有没有后悔。她说没有，因为在宁波，有特别多的好心人在帮她。

    爸爸说，如果老到不能捐器官，就捐遗体

    协调器官捐献时，我不怕被拒绝，我做的心理准备就是被拒绝。家属的任何决定我都能理解。我非常敬佩他们。我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是我身边至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能不能第一时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的第一反应也会是否定。

    我是凡人，也会有纠结、矛盾。但最终，我的答案是：会。我的爸爸是器官捐献的赞同派。他说，如果以后自己到那个状态了，希望能捐献器官，骨灰不用埋葬，直接撒海里或种树下。如果老到不能捐器官，就捐遗体。

    我蛮意外的。问他，是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作，才有这个想法。他说不是，老早就有了。

    我的妈妈不同意爸爸的决定，她说，总要留点骨灰的。我安慰妈妈，如果爸爸走在你之前，能不能捐献，你有决定权；如果走在你之后，爸爸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简简单单、健康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2016年，我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时，才3万多人，如今已经有300多万人。人体器官协调的成功率在逐步上升，以前去谈10个，可能只有1个人同意。现在去谈10个，可能会有3个。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很重要，愿意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肝友会的活动，看到那些曾经行走在死亡边缘的人，重获新生后像个正常人一样，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有意义。

    每当有器官捐献者离去，我会在朋友圈发消息悼念，出于隐私，我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他们，至少，我希望我朋友圈的人都能记住：在宁波，今天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有一个大爱的家庭做出这样的决定，帮助了这么多人。我还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器官捐献。

    许多家属其实很愿意做这个事，却很怕不被理解，被冠上“不孝”之名。我期待，当别人有这样一个大爱举动时，社会能给予更多的鼓励。

    8年时间，我接触了七八百户家庭，每户家庭背后，都是一个人的离去。接触这么多生离死别，我变得比从前豁达，觉得简简单单、健康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