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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湾游艇码头(李磊明 摄) |
林承亮 观点提示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港产城文”融合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新局面,这是对历届市委提出的“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等战略的进一步深化拓展,是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径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反映了新时代宁波港口和城市发展面临的迫切需求。 ◇“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对“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理念的认识,要建立在对港口与城市关系认识的基础之上。从全球港口城市发展经验来看,港口对城市发展推动作用的演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港聚市。港口以大规模低成本运输优势,集聚大量商品和生产资料,进而形成区域集散中心,吸引商人、企业到港口附近聚集,衍生出运输、装卸、仓储、贸易等服务,逐渐形成城市。这一阶段城市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源于港口,城区与港区浑然一体,港口的主要功能是运输,城市的核心产业是运输业。 第二阶段是以港兴市。出于对转运成本的节省,一些对生产资料或者产成品大规模运输依赖度高的工业将逐步集聚到港口周边,主要包括两类产业,一是石化、钢铁、造船、大型装备等临港产业,二是出口加工业和外向型生产企业。工业化快速崛起,工业凭借庞大的体量取代运输业成为城市主导产业。工业的发展使商品和生产资料的交易更多留在本地,催生商品交易市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的兴起。同时,由于外向型生产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对港口邻近性的要求低于临港产业,出于降低土地成本的考虑逐步搬离港口区域,推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城区与港区分离,并形成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第三阶段是以港富市。这一阶段港口城市工业发展除了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外,一个重要的新动力是临港工业产业链的延伸,如从钢铁产业延伸出来的家电、汽车零部件、现代装备、金属制品等产业;从石油加工延伸出来的石化新材料、纺织、日化、医药等。工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产生需求,金融、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检验检测、节能环保、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涌现。港口运输进一步繁荣也催生航运物流、航运金融、海事仲裁等航运服务业的出现。这一阶段非临港产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多元化格局形成,经济的“重量”开始下降,对港口直接依赖度降低,进一步推动城市空间拓展和城市规模扩大。 第四阶段是以港强市。以港富市到以港强市是“惊险的一跃”。在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后,制造业进一步升级很难再主要依靠原有产业的价值攀升,从传统产业到高技术产业的“跃迁”变得越来越重要;服务业的发展也难以完全依靠本地制造业的衍生服务需求,而是需要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找市场、配置资源。在这一阶段,港口城市的产业发展更多依赖于城市集聚全球优势人才、科技、信息等资源的能力,港口对产业、城市的作用更多体现为长期港通天下形成的开放视野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一转变之所以困难,在于前三阶段港口的开放主要体现为“物的开放”,而要从“物的开放”上升到“人的开放”和“制度开放”,进而变成整个城市的开放精神,需要文化的凝练和加持。文化与港产城的融合变得日益重要,只有全社会形成对全球优势人才、科技、信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有吸引力的文化,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企业生长和产业迭代。同时,城市治理能力也变得愈加重要,前三阶段产业和城市演进主要源于市场自发力量,第四阶段更依赖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发挥更大的作用。 纵观全球港口城市,除了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港口城市还停留在以港聚市阶段外,大多数港口城市发展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宁波正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过渡期。纽约、上海、新加坡、中国香港、悉尼等少数港口城市已经进入第四阶段,城市依托港口成为世界级的开放枢纽,港口变成城市的优势资源之一而非唯一优势,临港工业弱化,依托开放形成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这也是宁波“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当前宁波“港产城文”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 港口、产业、城市和文化四个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通过内在联动和交互影响共同构成“港产城文”复合系统。港产城文融合的过程,是各子系统及其要素通过内在联系和协调机制,逐步实现耦合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共生的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当前,宁波这一复合系统存在的主要瓶颈是: 第一,港口发展大而不强,无法为产业和城市的升级提供足够支撑。宁波舟山港货运量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但是,受到上海的竞争挤压,宁波舟山港运输业发展无法进一步催生出航运金融、船舶保险、船舶经纪、海事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导致港口对产业的支撑功能停留在降低运输成本阶段,无法形成新的价值空间。同时,这一“港本位”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就业空间偏于中低端,引入全球优秀人才、技术、信息能力有限,对城市转型的支撑也相对偏弱。 第二,城市空间尺度偏小,限制了港口发展和产业集聚。在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宁波一直是“县强市弱”模式。强县主要源于改革初期形成的农村工业化,中心城区以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功能为主,北仑、镇海长期以港口经济为特色,尽管早已撤县建区,但一直无法真正融入中心城区。强县战略和港口经济虽然赋予宁波体量巨大的GDP和财政收入,但也造成港区、中心城区、县域“三张皮”现象,县域发展相对独立,中心城区空间尺度小,城市与港口融合度低。鄞州、奉化撤县(市)建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但与杭州等省会城市和多数计划单列市相比,宁波中心城区发展依然明显不足。这一方面导致城市对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无法吸引高端要素依赖型的高技术企业和高端服务业;另一方面也造成城市无法在大空间格局下合理规划产业、居住、商务、港区、集疏运体系等布局,港口附近港区功能与非港区功能交织,堆场、锚地、航道、铁路、高速等集疏运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宁波港口发展的重要瓶颈。 第三,文化融合相对滞后,难以放大港口的开放效应。港口主要是“物的开放”,尽管物的流入也会有人的流入相伴随,但能否形成对外来优秀人才持久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有没有形成开放并蓄的城市文化。上海的兴起,一定程度归功于在江南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开埠后传入的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逐步形成了以开放、创造、扬弃、多元为特征的海派文化。宁波的务实文化,相对来说更加偏重于实用理性主义,开放创新相对不足。务实文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在全球化创新时代,需要与港口的开放文化作进一步的融合和迭代。 ◇加快宁波“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的推进路径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首次调研宁波时指出:港和城是联在一起的。纵观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大都市几乎都与港口联系在一起。城因港兴,港因城立,是世界港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宁波的发展,必须突出这两个关键。 当前,加快宁波“港产城文”融合发展,要重点从推进城市功能布局变革、做大强港硬核力量、加速产业创新升级、加快文化迭代赋能四个角度入手,逐步实现港、产、城、文四大系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循环共生。 首先,推进城市功能布局变革。抓住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契机,坚持“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发展,推进全域都市化、市域一体化,促进“港产城文”功能优化配置。进一步优化港区产业和功能布局,统筹北仑、镇海、梅山、大榭港口岸线和后方土地的开发,推动与港口关联度低的产业和功能向外迁移,为宁波舟山港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留下空间。加快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型,为中心城区空间优化提供支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城郊发达镇向未来小城市转变,为新兴产业和人口集聚提供新的平台。 其次,做大强港硬核力量。强大的港口是港产城文融合的基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宁波舟山港担当国家战略“硬核”力量、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的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宁波舟山两大港域融合发展,拓展义乌港等内陆港区,深化长江经济带港航物流合作,完善海铁联运、江海联运集疏运网络,建设“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打造全球重要标杆性港口。进一步做强海丝指数,研究开发“强港指数”,不断扩大港口在全球的影响力。强化宁波舟山港对宁波区域经济的服务功能,做大做强大宗商品交易,培育发展海事特色航运服务体系,拓展服务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态的港口服务体系,加快启运港退税政策落地,不断提升港口对宁波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第三,加速产业创新升级。产业创新升级既可以是港口、城市、文化升级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产业的率先发展反向促进港口、城市、文化的迭代发展。抓住第四轮科技革命首先在中国迸发的契机,抢先布局人工智能、区块链、柔性电子、清洁能源、互联网智能汽车、深海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打造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融合型技术在制造业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建设智能制造单位、智能产线、智能车间,实现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管控,进而推动制造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业务数字化。强化创新赋能,高水平建设甬江科创大走廊,推动新材料、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个科创高地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四,加快文化迭代赋能。高起点谋划新一轮文化研究工程,以新时代宁波城市文化的凝练和创新为主题,开展大讨论、大调研,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港通天下的开放文化相结合,塑造新时代宁波城市文化内核。以文化与城市、产业、港口融合为目标,打造一批新的文化节目和文艺作品,用文化激发城市活力。建设宁波制度文化,将新时代城市文化渗透到宁波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之中,将文化用制度的力量进行升华和固化。加强宁波城市文化形象的外宣推广,通过组建国际传播中心、打造“宁波之窗”、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组织宁波文化旅游世界名城巡展等方式,讲好宁波故事,扩大宁波城市在全球的影响力。 (作者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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