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而且矛头大多指向大企业。之前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立法者为何认为企业规模大就是垄断。而让我更感困惑的是，西方各国政府无不希望国内企业做强做大，可同时又反强反大，这岂不是让企业无所适从？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碾压中小企业，盘剥消费者，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民怨沸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1890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谢尔曼法》作为母法，与后来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一起，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

    可想而知，美国在那样的背景下推出反垄断法，当然是反大。对于“反大”，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不断的创新，就像是跳动的琴弦，演奏着经济成长的美妙乐章，而拨动琴弦的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我们的乐师呢？”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应减少对大企业的干预。

    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前面说过，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不同。《谢尔曼法》颁布后的近百年，美国一直是“反大”。转折点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上，美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存在；经济上，昔日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军事上，苏联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而恰逢此时，芝加哥学派得势，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天时地利人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

    此后的20多年，美国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政府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仅不再“反大”，反而对大企业兼并推波助澜。1997年，波音与麦道联姻，组成了航空业“巨无霸”。1998年，埃克森与美孚两兄弟在分离了87年之后，再度聚首。1999年，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

    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讲：“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坚决制止。”读者要仔细琢磨这句话。的确，垄断不等于滥用垄断权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通常分为三类：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毫无疑问，前两类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容易滥用垄断权力，故需盯紧看严；可技术垄断不同，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尊重创新企业的觅价权，可以激励创新，当然不能反对。

    最后，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定义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大”。美国曾有过教训，是前车之鉴；第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当竞争，不可将创新企业的觅价行为，当作“滥用垄断权力”或“掠夺性定价”予以处罚，要防止反垄断扩大化伤及无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