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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在慈溪周巷、长河两镇偏远交界处找到的“田屋”,已翻新过,但尚有田屋旧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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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斑斓的现代“田屋”另有一番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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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垦荒中的小“田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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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和居住两用的“新生代田屋”。 |
文/摄 儿时同学田德汉,家住慈溪浒山东门外田屋弄,因田氏住“田屋”,从小印象很深。后来写《老浒山》一书时梳理家乡的每一条弄堂,才知道是我望文生义了。近来请教小学时的老班长才明确,田德汉父母1954年后才从外地迁入,田氏住“田屋”实是巧合。 日前有同仁送来2021年1月新版的《余姚市地名志》,我迫不及待地查阅“田屋”。见到重名的“田屋”地名有16条,另有“田屋里”地名4条、“田庄”3条、“南田屋”“后田屋”“地屋”各1条。叫“田屋”的地名竟超过20条,说明“田屋”之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我又乘兴查阅了1986版的《慈溪县地名志》,看到“田屋”地名有8条,另有“小田屋”地名1条。接着还查阅了2006版《鄞州区地名志》,其“田屋”地名有6条,另有“后田屋”1条。 倘若遍查全市《地名志》,想必“田屋”一类地名会逾40条。它可能是重名率最高的地名了。 细考这些《地名志》对“田屋”的释意,可将“田屋”分成两类: 一类是因住所离所垦之地较远,为便于耕作,在所垦之地上搭建临时小屋舍,小屋舍用于安放农具、堆放肥料、避风躲雨,有时也放置简易餐具等。小屋舍一般不住人,后来扩展为种田和居住功能兼有的居屋,进而发展成自然村。如《鄞州区地名志》解释钟公庙的“田屋”时说:“……村民主姓蔡。清时,蔡家后代为便于耕作,在田畈中搭舍,后改屋,故名。” 其实这类才是原本意义上的“田屋”,即以种田为出发点的屋舍。《鄞州区地名志》把以住人为出发点的屋舍,称为“人房”。“田屋”对“人房”,有助于厘清“田屋”来由。 另一类是因移民或逃荒于此,便在田中建屋落户,此屋既是“田屋”又是“人房”。子孙繁衍后“田屋”成自然村。《余姚市地名志》对“田屋”的释义亦较详细:“……相传100年前沈姓人从慈溪县沈师桥来董家做雇工,后在田畈中建房定居渐成村,故名。” “田屋”到后期大多演化成了自然村名,故才有资格列入后来的《地名志》中,但其原来的实体目前均已找不到。多年前,它们又由自然村并入行政村,后来又融入城区或社区。在合并过程中,“田屋”之称无一能成为行政村名,因为“田屋”太土了,它与求雅的社会文化心态不合。“田屋”之称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淘汰是注定的,好在《地名志》还为它们留了一丝后路。 半个世纪前,我经常会路过一大片草舍群,它就在今天的五洞闸村外西边公路旁。这片草舍群简陋低矮得让我惊心,我总是纳闷:五洞闸公社村民农居这么落后?后经请教,终于证实这是师桥农民的“地舍”,不是五洞闸农居。 师桥农民家住沈师桥集镇中,多为“哃哃响楼屋(土话,即好楼屋)”,而他们的田地多在离家好几公里外的北部滨海平原,农民每天早出晚归,“地舍”是不可或缺的中午歇息场所。 在我手头的几本《地名志》中,唯有《慈溪县地名志》能找出4条“地舍”,其中一条解释道:“地舍村,龙西村民委员会驻地……1925年龙头场的林梅生在距龙头场1.5公里的灵峰浦旁搭起三间草舍,作为歇舍,后建舍的人越来越多,自然成村,又因离海近,故名海地舍,简称地舍。”显然,这个“地舍”与“田屋”所指为同一事物。 “地舍”是慈溪成陆年代较短、移民较集中的历史状况之直接反映。 值得一说的是,2020年7月新版的《江北区地名志》中有“田厂巷”1条,该志清楚地解释:(白沙街道的)“田厂巷……老火车北站内。东南起白沙路,西北至大庆北路。原为农田。民国初年,农户林登协在此造了一座高平屋,后不断扩展成巷。建屋前,有一草舍供农民休息之用,俗名田厂,故巷名田厂巷。1978年港务局宁波作业区扩建,拆除一部分住房,剩下的民房仍称田厂巷。2004年因庆丰桥建设,巷全废,今名废。”“厂”在此为露舍、棚屋之义。 你能想到吗,早年宁波城市中心也是遍布“田屋”的。今天,连白沙街道地名也已不存,更不用说“田屋”之称,早已“十有九废”了! 遥想早年移民初来乍到,忙于解决歇脚要事,无暇斟酌名称好坏,也无须审报地名,只要有个上口的称呼就行。全面正规化地名管理,估计也就40年的历史,因此早年产生了许多重名。 在家乡却能见到“新生代的田屋”,我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土地种植流转中,不少大田由安徽、河南等省的外来农户种植,为本地提供蔬菜。这类大田往往远离城市集镇,外来农户必须搭建劳动和居住两用的临时简易房。 另一类是土地已被征用,但仍有一段闲置期,周边居民见缝插针零散种植一些作物,并在田边搭建简陋小屋以安放农具等。这类土地往往位于城市和集镇周边,种植者多为本地人,小屋一般不用来住人。这倒是原本意义上的“田屋”。 我们的祖辈或远或近原本都是农民,从某种意思上说,我们的房子原本均为“田屋”——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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