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家族所居住的绿野村，地处东钱湖东南山麓之中。车驶出环湖大道，继续前行，慢慢入了山。两旁树木蓊郁，山溪明亮。不久，忽现一个小村庄，像块平石卧于林木叠翠的山岙间。其名“绿野岙”，果真名副其实！

    至于名字由来，众说不一。《东钱湖志》记载：“绿野岙，旧有宋史氏沧州堂，取名裴晋公，以名其岙。”另一版本，与史氏有关。相传为史诏的曾孙弥忠清明祭祖时，见山岙上绿野繁盛，如同史氏家族枝繁叶茂，便命名为“绿野岙”。我无端地认为，后一个说法更合乎情理，也丰富了想象，给人以生动的画面感。孰真孰假，倒也不必在意了。传说与史实，虚实相生，倒是能让严肃的正史多出几分趣味。

    “绿野岙”现已改为绿野村。走进村子，联想到史诏。当年，他执意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母亲晚年有个安静的居住环境。为何如此，有必要说说背景。史诏出生悲凉，是个遗腹子。父亲史简颇有文化，但年纪尚轻就离世了。史诏在母亲的悉心管教下，刻苦读书，拜时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为师，学有所成。可他后来无心科考，不求功名，一心只想为母亲尽孝。故而，他的文才、性情、品德等方面，受到乡邻一致赞誉。

    难能可贵的是，读书之余，史诏还认真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倡导“八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和”，久而久之，营造了良好的乡风。史诏的威望越来越高，乃至宋徽宗赐予他“八行高士”的称号，待遇相当于进士。皇帝两次颁旨要其入朝为官。可他婉言拒绝，并决定迁至东钱湖畔的山间，过一种耕读侍母的隐居生活。

    大观二年，想必也是个温暖的春日。一大早，史诏就出发了，携带着家人，以及书箱、农具、家什、禽畜、粮食等，缓缓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天色已晚，方见一块平地，藏于群山之中。明月，古木，青竹，溪涧，虫吟，鸟鸣，一派清幽。很自然，很偏远，与史诏之意相合。自此，一家人定居下来，凿石造屋，开荒撒种。史诏始终秉持耕读传家的理念，并用“八行”濡染后辈。五个儿子个个才学不凡，品行过人。

    史诏当然想不到，他开辟的这片狭小的绿野，会郁郁葱葱，蔓延开去，成为“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辽阔“绿野”。翻开史卷，鼎盛时期，南宋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后代的繁盛，史诏的影响实在深远。

    他打造的这片“绿野”，是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共荣的结果，贯穿整个史氏家族的精神血脉。就拿史浩来说，自小在祖父史诏身边长大。受其影响，史浩热爱自然，勤奋好学，十几岁就已贯通经史，品德方面继承了“八行”家风，克尽孝道，勤勉持家。担当家庭责任多年，不惑之年，史浩方参加乡试，金榜题名，后至丞相之高位。但他的丞相做得并不平顺，因与宋孝宗意见不合，他辞官而去，回到东钱湖畔，建寺布道。后复为右丞相，最终因坚持己见，又辞相职。至此在家闲居，写诗论道，修辑宗谱，在故乡青山秀水中度过晚年。

    进可在朝，退可在野，同样在史浩之子史弥远身上体现出来。史弥远也曾登上相位，但不足一个月，母亲去世。弥远遂辞职回乡，将母亲葬于东钱湖大慈山，修寺建塔，后把自己的墓地也放在此处，既陪伴母亲，又让灵魂回归故土。

    南宋灭亡后，史氏不肯侍元，沦为平民，回归乡野。元时，史家虽不进仕，但仍重视文化。明清时，又先后出过四位举人和三位进士，民国后多为百姓。数百年来，史氏家族在朝野之间，或上，或下。上则尽忠，下则尽孝，始终秉承着“八行”家训。

    随着时光流转，史氏家族日益庞大，逐渐分支，有的迁徙别地。但绿野岙仍是史氏家族的起宗之地，并且仍留存着一些历史遗物。

    “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散布于东钱湖畔的南宋石刻群，最为有名。所幸的是，绿野岙的史诏墓道至今保存完好。墓道前，完整地保留了跪羊、蹲虎、立马和文臣武将等石像。石刻，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传达着久远的历史记忆。

    在村文化礼堂，我看到了一把石椅。原是史诏墓道石刻，出于保护目的，移至室内。石椅造型普通，不加修饰，倒是与史诏的清简风骨一致。隔着防护玻璃，它端然而坐，仿佛被隔绝在时间之外。村里的文保人员说，石椅被称为“江南第一椅”，口气颇为自豪。大约是因为它古老，且幸存下来，兼有史诏之名望，才赋予了这份应得的荣耀。

    沿村道而行，四处清静。老村大抵如此，年轻人居外，多半只剩上年纪的人。甬道，窄巷，石阶，绿苔，青藤，碎瓦墙，射猎殿，雕花木窗，横卧门前的狗，竹椅上的老人，在明暗交错的光影里，真实而虚幻。行至村尾，几十级台阶之上，有棵银杏树。据说是南宋史氏后裔从城内迁移此地时所植，算算有些年头了，却如同这片丰沃的“绿野”，依然蓬勃，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