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渔浦门码头遗址（采自《宁波考古六十年》）

江厦公园内新建的来远亭

高丽使馆遗址

今日天封塔

外销瓷（采自《城·纪千年：港城宁波发展图鉴》）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拥有港阔、水深、风平、浪静的天然良港，自古以江海地利促港口之兴，以港口之利促城市兴盛。

    追古溯源，宁波现代化国际海运大港的气概，从宋代明州港“帆锚如林”“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繁荣景象便初现端倪。千年来，港城相依早已交织融合为宁波的城市基因，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气质禀赋。

    港口与码头

    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既是东亚海域航线的枢纽港，又是南中国海航线向北延伸线上的重要节点，北上可与日本、高丽等国通商，南下经台湾海峡、西沙群岛，可与南亚诸国连通，商贸往来不断，人文交流密切。加之浙东运河的贯通，河海联运，打通了内河航运网络，经临安能抵苏锡常平原，腹地广阔、物阜民丰，可谓“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

    唐宋时期，随着海外航线的开拓延伸、内河航线的四通八达，以及内外航线与城内水道的密切连通，明州完成了从海疆边城到海交重镇的转变，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商贸物资集散的码头、掌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舶商入关签证的来远亭、水运航标的天封塔、海神信仰的天妃宫等港市设施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三江口一带逐渐成为设施完备、运作有序的国际性港区，明州一跃成为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海外贸易港口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

    作为船只停泊、人员上下、货物装卸的码头，是港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古时三江口一片码头林立，素有“三关六码头”的说法。其中，来远亭外、濒临奉化江的下番滩码头，因附近建有江下寺而被称为江厦（“厦”与“下”同音）码头。1979年，为配合东门口交邮大厦建设，在这里考古发现了3座宋代海运码头遗址，皆为长方形，面向奉化江而筑，东西向排列，西早东晚，与江岸的延伸相一致。其中，西面的一座砌筑于北宋早期，全部用大小不一的条石和石块堆砌，下面铺设卵石与粘泥混杂加固，上面用石片、瓦砾夯实，临水面有4排36根松木桩，推测或许是外侧的木结构引桥式码头。中间的一座砌筑于北宋中晚期，除东南角，其他部位已遭破坏，用瓦砾、红烧土块、杂木铺底，打松木桩为基。东面的一座砌筑于南宋初期，因建造时间较晚，技艺更为先进，全部用条石叠砌，石缝用小石片衬平，基础部分有规律地打入尖头松木桩防坍塌，临水面堆放有大量木材、木片等防止水流冲刷。从单纯的条石叠砌到木石结合、松严有序、排列加固，反映出随着时间推移，码头建筑工艺不断精进。经考古，还出土了大量越窑、龙泉窑的青瓷，以及众多“太平通宝”“天禧通宝”“熙宁元宝”“大观通宝”等古钱币，足以证明当时江厦码头的繁荣。惜江厦码头遗址已毁，殊为遗憾，空留后人咏怀追忆。

    2006年，文物部门在配合和义路滨江工程而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在今钱业会馆西侧又发现了南宋的渔浦门码头遗址，面向余姚江而筑，建造时先立木桩为基础，再以规整条石砌筑码头外侧，紧贴条石内侧有一周块石，条石和块石内填细腻密实的青灰色淤土，整体系石包土芯结构。幸渔浦门码头遗址得以原址保护展示，可让今人一睹真容。

    上述码头只是两宋时期明州（庆元）港众多码头的缩影，它们有力地印证了如今热闹繁华的东门口地块曾经是个繁忙有序、活力四射的国际性港口，帆樯如林，船埠码头密集，百货堆积如山，船客商贾络绎不绝，千帆竞发，从这三江口港区扬帆远航又满载归港，将明州与世界紧相连。

    市舶司与来远亭

    宋时，随着港口与码头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积极宽松的外贸政策激励下，明州港快速发展，催生了市舶司、来远亭等一系列贸易管理机构，见证了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的繁盛景象。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廷在明州定海县（今宁波镇海）设市舶司，咸平二年（999年）移到三江口的州城之内，位于“子城东南，其左倚罗城”，专控日本、高丽等东亚国家的贸易，一段波澜壮阔的海外贸易由此拉开帷幕。

    关于市舶司的职责，《宋会要辑稿》载：“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通俗地说，宋代商人经营海外贸易，须先获得市舶司颁发的公凭，才能将商品销往他处，否则货物被没收、人员受惩处，故市舶司要查验舶船，制发舶船出入港许可证和舶货贩卖许可证。市舶司还负责掌管外来舶商，外国商船抵达港口后须及时报告市舶司，接受上船查验及对舶货进行抽解、抽买和禁榷，余下舶货方可在当地自由买卖交易。所谓“抽解”是对进出口贸易征收实物税，“抽买”是官府对非禁榷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又按粗（一般进口货物）和细（名贵进口货物）两色，予以征收商货的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六。市舶司又主“禁榷”之责，禁榷是古代政府对盐、铁、酒等利润高、销路广、流程简单的商品实行专卖，代表官方采购此类舶货，并限制民间商业贸易。此外，市舶司还要接待迎送外国使节、蕃国海商，招徕海外贸易。所以说，宋代市舶司相当于近代海关，掌管检查出入海港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朝廷专卖品、管理外商，同时兼顾一些外交、招商职能，对明州海洋贸易发展、港市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互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州市舶司共分两个厅，《宝庆四明志》记载，“内厅扁曰清白堂，后堂存旧名曰双清”，归属于两浙路市舶司，统管江浙贸易。时光遥远，宋代明州“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的盛况已无法触摸，从陆游《明州育王山买田记》中记载的“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仍可感知一二。明州市舶司也成了与广南东路（广州）、福建路（泉州）齐名的三大市舶司之一。

    随着南宋定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市舶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早在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 明州市舶收入就为朝廷创收五十三万贯有余，往后逐年增加。市舶司为重视海外贸易的宋廷带来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

    明州还专门为市舶贸易设立了市舶库、市舶务门、来远亭等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市舶库，是市舶司的仓库，专门存放市舶司抽解、抽买及禁榷所得的货物，也会替舶商代贮货物。市舶务门，专门用于海外贸易货物进出，平日里不开启，有市舶活动时才打开，由此可进入市舶司办公与仓库等地，因不远处有来安亭，故又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来安门”。临奉化江还设有来远亭，外来船舶经明州港入境靠岸后，须先在来远亭检验核销办理有关手续，等市舶司官员签发出入凭证后，方可入市舶务门，并经市舶司的申报和查验，才能将货物等运至市舶库贮藏。

    今日，来远亭遗址仍静静伫立在奉化江畔、江厦公园内，于翠竹掩映中，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天妃宫与天封塔

    桅帆行船的年代，在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航行，稍有不慎就有葬身鱼腹的危险，无助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航海保护神——妈祖的庇佑。

    明州第一座妈祖庙便与航海化险为夷的故事有关。据元代《灵济庙事迹记》载：“浙鄞之有庙，自宋绍兴三年（1133年）。”在宁波经商的福建莆田船主沈法询一次在南海遇险，因祈求妈祖保佑而重获平安。回到宁波后，他捐出自己位于东渡路的住宅，建造了一座妈祖庙，建有三重宫门、八根石雕蟠龙柱。庙中的妈祖神像，是从莆田湄洲祖庙分炉而来。这是宁波第一座妈祖庙，也是浙东地区第一座妈祖庙，宁波成为最早接纳和传承妈祖信仰的重要地区之一。

    妈祖从民间供奉发展为官方钦定的航海保护神，也与宁波有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礼部侍郎路允迪率船队，奉诏从明州出发奉使高丽。回程途经黄水洋，突遇狂风巨浪，舵折船覆。危急时刻，路允迪等求祷于妈祖，五昼夜后终于顺利抵达明州。宋徽宗听闻，下诏封妈祖为“顺济夫人”，赐庙额“顺济”。这是官方首次对妈祖进行褒封，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有14位皇帝先后对妈祖敕封计36次，从“夫人”“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使妈祖从民间区域性海神晋升为中国东南沿海乃至世界各地广泛尊崇的海上女神。

    给航海者以精神寄托与安慰的，除了信仰的力量，还有港口那灿若星辰的航标。三江口明州城内的天封塔，不仅是古代宁波城的“第一高度”，还是指引海内外船舶进入宁波三江口港区的醒目航标。始建于唐“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年间（695年-696年），因建塔年号始末“天”“封”二字而得名。

    宁波民间有这样一首童谣，“天封塔，十八格，唐朝造起天封塔，沙泥堆聚积成塔，鲁班师傅会呆煞。”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第二次侵犯宁波时，战火烧毁了半座宁波城，天封塔也被毁坏。直至绍兴十四年（1144年），方才启动重建，可惜清嘉庆三年（1798年），塔灯失火，塔檐、平座、栏杆全部焚毁，天封塔成了“全裸”的六边形宋塔。

    由于历史上天封塔屡有毁建，关于现存天封塔的建造年代，历来说法不一，直至20世纪80年代天封塔地宫的发掘，才揭开了这一谜底。地宫内的石函盖面题记落款“大宋太岁甲子绍兴十四年三月戊辰十八日己巳赵允谨题”，与塔基出土砖刻铭文“绍兴甲子”年代一致，且部分地宫出土器物如“天封造塔司公用”铭文碗、“天封”铭文盘等宋代特征明显，出土的众多钱币中最晚的为“绍兴通宝”，是建塔年代明确的物证，据此推断天封塔落成于南宋绍兴十四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或更晚。石函内的文物更是耀眼生辉，共计出土了54种140余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包括各类银器、涂金器、铜器、玉环以及佛像等，还有砗磲、玻璃瓶、水晶、玛瑙等异域风情浓郁的舶来品，推断极有可能经海道由南洋诸国辗转闽广运来，它们的发现，为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重要物证。

    可以想象，千年前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外来商人、使节乘船从定海口（今宁波镇海）沿甬江前行，远远便可眺望到天封塔上的灯火，会感到怎样的亲切与安心！

    外销瓷与舶来品

    宋代明州，挟山海之利，据南北要冲，沟渠纵横，水路畅通，腹地广阔，物产丰富。外海船入镇海口驶经甬江抵达三江口，或就地登陆贸易，或换成内港船，经运河继续向内陆腹地行进。内陆腹地的人员、货物反向由运河到达宁波再出海，外海船与内港船的转换，连接起外海与内河，实现外销货与舶来品的互换，逐渐形成了一条贸易繁荣兴盛、文化交流互鉴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千年。

    善于舟楫航海、勇于冒险经商的先民将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远销东亚、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其中尤以瓷器表现亮眼。明州盛产越窑青瓷，胎薄如纸、光润如玉，深受海外追捧。但瓷器易碎，漂洋过海颇为不易，聪明的商人便想出了“豆苗法”，用绳索将数件瓷器捆绑好，在瓷器之间的缝隙里撒上土壤和豆子，运输途中时不时浇点儿水，等豆子发芽后，茂盛柔和的豆苗藤蔓填补了瓷器之间的空隙，避免了瓷器在颠簸中碰撞损坏，从而完好无损地将瓷器送抵目的地。于是乎，目前伊朗、埃及等地都发掘出大量越窑瓷器。

    宁波永丰库遗址发掘时，出土了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瓷器，均是宋元时期江南和中原地区代表性的瓷器，这不仅说明明州本地瓷器制造业的发达，也证明了明州是全国瓷器对海外销售的集散地。比如在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出土了湖南长沙窑出产的瓷器，与宁波和义路海运码头出土的长沙窑器物相吻合。由此可推断，得益于宋代浙东运河与京杭运河的贯通，内陆船舶不再受制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潮涌等影响，可将长沙窑瓷器等货物通过湘江入长江，到扬州后入京杭运河至临安，再循浙东运河至明州。在明州汇集后出海，运往世界各地。

    特别是市舶司设立后，明州港成为各国商人使者出入口岸，以及商船停靠、货物中转的海港。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各国商人、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等纷至沓来，大批使团商人云集，无数船舶往来如织，奇珍异宝堆积如山，明州市集中涌现了香料、胡椒、砗磲、珍珠、玛瑙、象牙、犀角、人参、麝香等各色舶来品，成为宋代宁波与海外交往的重要见证。

    在人员货物的往来流转中，明州与各国的文化技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如公元10世纪前半叶，越窑的制瓷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因此烧制出了“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的“翡色”瓷器，俗称“高丽瓷”。这是一种直接受越窑青瓷影响而创烧并大量回流到瓷器故乡的外国瓷，在宁波高丽使行馆的考古发掘中也出现了它的身影。南宋时期，伊行末等明州工匠东渡日本时，将中国的石刻艺术传播到日本，促进了日本镰仓时代雕刻艺术、石结构建筑与石刻艺术的发展。陶瓷、建筑、佛教、艺术、书籍等领域的文化瑰宝，从明州港始发，运向天竺、波斯、埃及、日本、高丽等，不仅延展着中华的商贸文化地图，也承担着“东学西进”的使命，正可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三江交汇，五洲通融，宋代宁波人依托国际化的港口设施与先进的船埠码头，依靠完善的市舶机构及便利的管理设施，凭天封塔指航、天妃宫护佑，以不惧惊涛骇浪之勇气、向海而生之气魄，连接东西，互通有无，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甬”闯世界、港通天下、气势恢宏的海洋贸易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