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睿钰            

    对“人性和生命存在的种种曲折幽微处”的理解与挖掘，是艾伟小说创作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沉潜五年的自我超越之作《镜中》里，艾伟继承了两性关系母题，再次对“罪与罚”这一文学永恒命题作出了别具深度的个性化剖析与表现。

    “如果遭遇了人生重大变故，该如何同自我与世界和解？”《镜中》讲述了一个突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故事。整部小说的起始点是一场车祸，酒驾的易蓉容貌尽毁，两个孩子双双丧生。从天而降的车祸撕开了庄润生、易蓉、子珊、甘世平四个主要人物幸福的假面与伪装，让他们都陷入了罪恶感的漩涡。四人也因此带着各自的伤痛，试图在生活的废墟之上重拾前行的勇气。人生如同北岛的《生活》，是一张“网”。小说紧紧围绕着车祸起因，编织了一张疑窦重重的真相之网；围绕四人间的爱恨情仇，编织了一张罪孽深重的人性之网；跨越中、缅、美、日四国，编织了一张殊途同归的救赎之网。在作者抽丝剥茧般的深入挖掘下，读者看到了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镜像关系。

    人间，是一片废墟，生活则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新生。家破人亡之后的庄润生，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画下了《致人间的遗书》。作为一名天才建筑设计师，庄润生穷其一生都在追求黑暗中的那一束光亮。生命是脆弱的，但又拥有难以小觑的坚韧，《镜中》正书写了这种脆弱与坚韧。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多重镜像，生与死、灵与肉、光与暗、自我与他人、当下与历史、人世的无常与日常生活的恒久力量，以及爱的不由自主与恨的最终释怀。多重镜像相互映照，于是，发生在《镜中》的故事，成为所有幸存者的故事。

    “以爱之名，我们会摧毁什么？拯救什么？”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焦点之一，婚变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母题。而《镜中》则将社会学的考量，转向了心理学的探寻。作者冷静地观察深陷迷局中的人物之间的彼此伤害，描绘了不合于世俗的感情是怎样摧毁一个人内心曾经拥有的期盼。面对突如其来的车祸和两个孩子的夭折，庄润生首先被推上道德与人性的审判台。车祸发生时，庄润生正与情人幽会，因此，他自责是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在痛苦与迷茫之中，庄润生踏上了自我放逐、寻求灵魂救赎的旅程。与此同时，车祸的直接酿成者、醉酒驾驶的易蓉同样被沉重的罪恶感紧紧缠绕。另外两个人物——庄润生的情人子珊和易蓉的情人甘世平，也同样陷入了某种无法挣脱的罪恶感之中。在易蓉及两个孩子出车祸之后，子珊远走他乡，到了大洋彼岸的纽约。与子珊的选择完全相反，甘世平却选择留在庄润生身边，承受着背叛好友与恋人离世的双重煎熬。在一年后读到易蓉遗书的刹那，甘世平明白接受命运处罚并实现自我救赎的时候到了。最终，他在火场以身体掩护并成功救下庄润生，又在医院里拔下注射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爱之名，书中的人物走向了毁灭。而艾伟似乎更关注婚变的后续主题：在遭受心理创伤后，自我如何重建？除却潮水般暗涌的悲伤与锋刃般尖锐的仇恨，人类能否体察某些更为宏大的情怀，比如宽恕，比如慈悲？相较于向外求索的社会学，《镜中》开启了向内的自我救赎，强调内心修为。

    与艾伟以往的小说相比，《镜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建筑的描绘。主人公庄润生的建筑风格可用一个词概括，便是“巢穴主义”。由于对母体的依恋、对世界的无知和恐惧，人类钻进了巢穴，建筑作为巢穴的进化，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人类呱呱落地后的另一个“子宫”，另一种巢穴。艾伟写道：“人和建筑是双向的教导……人和建筑是一体。”

    小说节奏紧凑，情节嵌套严丝合缝，关于时间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极为相似，几十年的悲剧故事仿若在一瞬间发生，作者淡化了时间，却又通过时间使一切通往了永恒。小说语言十分精练，擅长用意象传递故事情节信息。尽管作家在架构小说情节时使用了诸如复仇、婚变等相对常见的模型，“虚构”的痕迹较为明显，但瑕不掩瑜。

    “人间镜像，有天有地，有你有我。”掩卷沉思，或许在人性和生命存在的种种曲折幽微处，始终存在着一束自我救赎的光。只是，人们需要与自我和解，与世界和解，方能走出巢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