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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博物馆展厅一景 图片来源:宁波帮博物馆 |
郑轩 孙善根 宁波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崛起于近代,是一支推动所在地区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为可贵的是,长期以来,宁波帮富而思进,富而好义,乐善好施,加之宁波悠久的慈善传统熏陶,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公益意识与家国情怀,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是致力于造福桑梓,积极投身家乡振兴与慈善公益事业,成为促进家乡发展的重要建设者。 兴办实业,助力家乡发展 1905年,由宁波帮联合本地商人创办的宁波和丰纱厂,即以“和众丰财”为初衷,意思是大家一起发财。这一宗旨,在其极为分散的股东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时,不仅大批旅外宁波商人加入其中,宁波本地中小商人乃至普通市民,也都成为和丰的股东。特别是一些从乡村中走出去又富有实力的宁波商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家乡从事颇具规模的综合性乡村建设活动而引人注目。 其中,姜忠汾在鄞东梅墟姜家陇、李志方在东钱湖莫枝、乐振葆在鄞县宝幢、孙梅堂在鄞县北渡、董杏生在镇海庄市、王养安在慈西丈亭以及虞洽卿在镇海龙山都卓有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乡村的建设与发展。 如在鄞东姜家垅,凡村政、道路、桥梁、农田水利、教育、救济以及一切“养生送死”等事,姜忠汾都视为己任,前后共捐助40余万大洋。因而,姜家垅建设完备,被称为“自治模范”。 1931年11月,时人在《宁波模范村之巡礼》一文中写道,“那里有齐整的村屋,康庄的石路,有警察所,有消防队,有学校。电话是直通宁波的,电灯杆已经用水泥堆砌着,立在沿河,公园、医院也在设备之中。”而在慈溪三北龙山,上海商界闻人虞洽卿更是本着社会事业“先从本乡做起”的初衷,为家乡建设不计成本,先后投入近300万元,开辟轮埠,兴修水利,建造公路,设立学校与医院,兴建街道,乃至建小火力发电厂、轻便铁道、电报局,使龙山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村,乃至有“小上海”之誉。 在当代,旅德宁波华侨陈名豪长期在外创业,心系家乡鄞县定桥,于上世纪90年代设立“定桥公益基金”,实施建设定桥的“五年计划”——安装自来水、整治村容,建造村内主干道,筑村河堤,重建村校及村祠堂,接通姜(山)定(桥)公路,等等,原来粪缸朝天、贫穷落后的定桥,“华丽转身”为村容整洁、别墅连排、远近闻名的村庄。 由族及里,先乡后国,热衷慈善事业 近代,由于国家救济的严重不足乃至缺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慈善事业进行。 近代以来,在宁波帮的大力参与和支持下,宁波慈善事业发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颇具规模。从家族救济到社区救援,从传统善举到现代慈善,从常态救济到临时救助,可谓应有尽有,尤其注重孤寡老独、贫民灾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医疗、教育、水利等投入较大的公益事业。其广度与力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使宁波一地有“义乡”之誉。 如钱业商人严康懋发迹后,“不敢偏钱以自私”,先族后里,“老安兼少怀”,大力举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诚一乡之善士”。据时人估计,严氏经商所得十之五六用于族人救济与地方善举。为此,1929年其不幸病逝时,“闻者惜之,饥寒痛失依”。 棉纱大王徐庆云,1931年病逝时遗产150万元,遗愿以50万元在上海举办善举,50万元在家乡举办慈善事业,立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各一所,以10万元为其他善举。其慈善力度之大,可见一斑。如果说慈善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那么可以说,近代宁波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荐人职业,帮助乡人走上富裕之路 航运业商人李志方曾言:借钱助人只助人一时,荐人职业才是治穷之道。为帮助家乡父老脱贫,李志方极力引荐他们出外经商,特别是鄞东沙家垫李氏后裔在李志方的引荐下,几乎都吃了“轮船饭”。 其中不少人及其后代卓有成就,如今活跃在香港工商界的著名实业家、慈善家李达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达三是香港宁波同乡会创会会长,并在海内外均有广泛的捐赠,仅向母校复旦大学就有10余次捐赠,2016年又向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以及香港三所高校合计捐赠7亿元。提起李志方,返乡的李达三连连称道,说李志方是他们李氏家族的大恩人、大善人。 而在近代镇海城乡,广泛传播的一则谚语:“依澄衷,不忧穷”,更是形象地说明了“五金大王”叶澄衷对当地乡亲脱贫致富的引领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受叶澄衷提携的镇海籍五金帮商人有数十位,至于一般的受雇人员,更是不计其数。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在旅德商人陈名豪的举荐下,仅有数百人的鄞县定桥小村,不到6年就有100多人到海外当海员,几乎惠及全村所有家庭,并成为当时定桥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作者单位分别为:镇海区委宣传部、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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