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处旧址——宓大昌大屋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电报，指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纪念馆

浦东部队南渡登陆处之一——段头湾

    通讯员 甬史

    本版照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浙东，是一方红色热土，历经战火硝烟。80年前的今天，中共浙东区委在慈北宓家埭正式成立。从此，抗日烽火燃遍浙东大地，浙东革命斗争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今天，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感受征战沙场的壮怀激烈，凝聚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的浙东地区，北临上海，西接杭州，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侵华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命脉所在，是国民党统治较强的地区，也是我军发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的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41年2月1日，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做了新的安排，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同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杭州湾以南、杭甬线两侧地区沦为敌后。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等电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强调“此区有大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华中局为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的任务交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并派谭启龙到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打通同这四个省委的联系。江南区党委随即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中共浦东工委组织武装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浦东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认真研究了面临的形势，决定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有准备地渡海到浙东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敌后，协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当时，由浦东工委掌握领导的武装有两支：一支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另一支是在伪军第十三师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中由中共控制的一部分力量。事先，浦东工委派朱人侠到浙东三北侦察情况，得知日、伪兵力不足，只控制了杭甬通道及重要城镇，国民党顽军则各自为战，只设有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地区专员派驻三北的宗德公署，这就为我党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提供了条件。

    1941年5月10日，淞沪五支队一个班和伪军五十团一部共50余人，作为先遣部队，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领南渡杭州湾，在姚北相公殿段头湾登陆。按照灰色隐蔽的方针，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番号（简称“宗德三大”），姜文光任大队长，朱人侠任大队附。6月16日，浦东工委委员、军事部长蔡群帆和林达（林有璋）率淞沪五支队第一大队和第四大队的各一个中队共130余人，在宗德三大的接应下，也在相公殿登陆，部队沿用“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取名为“五支四大”。7月，中共浦东工委控制的守望队100多人也在姚北登陆，充实到宗德三大。9月上旬，淞沪第五支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200余人和常备队也相继到浙东。9月18日，中共浦东工委控制的伪五十团一部约400人，在浦东工委委员、敌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带领下，南渡浙东，并取得“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简称“暂三纵”）。这样由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部队约900余人分7批南渡浙东三北敌后。这些部队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后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为加强对渡海南下部队的统一领导，中共路南特委派吕炳奎到浙东，成立中共浙东军分会，由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

    浦东部队南渡浙东后，为了站稳脚跟，急切需要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但由于部队采用的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番号，中共宁绍地方党又没有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开始时弄不清楚这些部队的性质。然而，浦东南渡部队一到三北，就以严明的纪律和英勇抗战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1941年6月18日，刚到三北不久的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姚北相公殿以西，伏击了从庵东出扰的日军，击毙击伤日军各8人，迫使残敌弃尸溃逃。6月25日，日军又窜到相公殿骚扰，五支四大、宗德三大再次伏击日军，敌狼狈逃回庵东。这两仗规模虽然不大，但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宁绍党组织获悉部队在相公殿首战日军获胜的消息后，希望尽快摸清这些部队的来历和真实情况。此后，双方都派出人员侦查对方的情况。7月，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经联络人员引见，与五支四大领导人蔡群帆、林达会面，通过相互介绍和深入了解，终于弄清楚双方的真实身份。随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在张光陪同下，去慈北海甸戎家会见了浙东军分会书记吕炳奎，从而正式确定了五支四大党组织与绍属地方党横向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去五支四大驻地与蔡群帆等部队领导人会晤，这样双方党组织也建立了横向关系。从此，宁绍地方党不断地向部队输送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部队则借助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中共浙东军分会和宁绍地方党主动团结国民党友军、乡镇政权和各界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同时，部队也选派干部帮助建立和巩固抗日地方武装，或将地方武装直接编入部队。1941年11月，江南独立中队以“假缴枪”方式与五支四大教导队合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1942年5月，五支四大支持当时已任国民党镇海县龙山区区长的共产党员戚铭渠组建了龙山自卫队，后扩建为龙山自卫大队。1942年6月，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与五支四大、暂三纵各一部组成南进大队，挺进会稽山。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遵照毛泽东关于“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的指示，五支四大、暂三纵分别在宁属地方党的支持下，组建部队办事处。1941年7月下旬，五支四大领导人蔡群帆在慈北古窑浦建立了第一个部队办事处。之后又建立了海甸戎家办事处和龙头场办事处。8月下旬，为了领导各地部队办事处的工作，在慈北建立了总办事处。10月，暂三纵也在姚北先后建立长河市（中和）、临山等办事处，由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派出的干部组成。这些办事处主要负责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等任务，开始部分执行政权机关的任务，成为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

    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浦东抗日武装各部转战三北各地，相互呼应，协同作战，先后在施公山、长溪岭等战斗中连歼日军。但也由于地形不熟和汉奸告密等原因，在横河战斗和梅园丘战斗中受挫，五支四大大队长姜文光、大队附姚镜人、暂三纵大队长陆阳等45人英勇牺牲。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浙赣战役，国民党消极抗战，放弃浙赣线，致使铁路金（华）萧（山）线以东、宁波至东阳公路以北，包括浙东地区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为敌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决定派谭启龙等一批干部立即挺进浙东敌后。6月，谭启龙和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大队长张席珍等率领五支一大100余人从浦东渡海到达慈北古窑浦，很快与吕炳奎、林达率领的部队会合。不久，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到达三北。7月，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余龙贵、刘发清等一大批干部也抵达浙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陆续派来的这批干部，不久即担任了浙东敌后各级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他们是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谭启龙等到浙东后，先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宁属特派员王文祥取得联系，后又与定海的王起接上关系。为了统一领导浙东部队的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根据华中局指示，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启龙任书记。

    1942年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召开，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已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谭启龙在会上做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方针》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华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

    7月28日，根据华中局的决定，中共浙东区委在慈北宓家埭正式成立，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4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兼军事部长，杨思一任组织部长，顾德欢任宣传部长。同年12月2日，经中央批准，区党委改组，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3人为委员，谭启龙任书记。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地区的敌后抗战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为建立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浙东区党委成立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着手恢复地、县、区党的委员会制度，成立三北、四明、三东、会稽4个地区级党的工作委员会，后改建为党的委员会。各个地区分别建立县委、区委、支部。

    为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由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组成，何克希任书记。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更名何静）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为政委，刘亨云（更名刘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第三、四、五3个支队，林达、吴建功、连柏生分别任支队长，蔡群帆、吕炳奎分别任第三、四支队政委。此外，还有特务大队、警卫中队、海防中队及之后组建的教导队，共计1510人，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这支被群众称为“三五支队”的抗日武装是巩固三北和发展四明、会稽，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与此同时，浙东区党委还在7月间把五支四大总办事处改组为三北总办事处，设立了军需、财经、民运、军事、总务5个股。这时的办事处，开始带有地方政权机构的职能，是部队办事机构到正规的政权机构的过渡形式。

    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和三北总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也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后，加强了对浙东地区的军事、政治控制,对“三五支队”发动“扫荡”，对国民党加紧诱降。三北地区的日伪、顽、我之间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态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复杂。1942年9月，浙东区党委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随后，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领司政机关和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区，刘亨云率领五支队坚持三北，连柏生、林达率三支队、特务大队和新建的地方武装新国民兵团开辟慈东、慈西地区。其间，粉碎了日伪军对三北地区的“扫荡”，取得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为主力部队南进四明创造了有利条件。1943年4月22日，第三支队、特务大队和教导大队等部兵分三路奔袭梁弄，23日梁弄解放。不久，南山总办事处成立。8月，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先后进驻梁弄横坎头和小源和，梁弄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9月，四明地区的抗日地方武装南山自卫总队成立。由此，四明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到1943年秋，浙东区党委领导浙东军民坚持和发展了三北、浦东根据地，开辟了四明、会稽和金萧三块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进而成为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处于最为艰难困苦时期建立的，是华中抗战的东南前哨阵地。虽然建立较晚、面积较小，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浙东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沪杭甬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浙东又是蒋介石老家。日本侵略者占领浙东后将它作为统治我国东南地区和南进太平洋的重要基地。因此，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如同在敌人的心脏插上一把尖刀，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直接威胁日伪在沪杭甬的统治，牵制和分散日伪顽军的兵力，消耗和削弱敌人有生力量，发挥了支持、配合华中乃至全国抗战的重要作用。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谱写了宁波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追昔抚今，在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征程中，我们要从浙东抗战历史中汲取开拓奋进的强大力量，同时在砥砺前行中不忘浙东抗日的烽火岁月，使浙东革命精神的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