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新加坡女作家尤今，在《蛇蝎与鲜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女阿琴的父亲早逝，母亲是一名公厕看管员，她零花钱少得可怜，每天上学都饿着肚子。

    一天上学途经菜市场时，阿琴发现一个摊贩把黄瓜放在角落的木箱子里，无人看管。阿琴伸手偷了一根黄瓜，躲进学校厕所大口大口地吃。这样偷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母亲给她的零花钱增加了，她才停止。

    一年后，阿琴攒了足够多的钱，鼓起勇气找到那个摊贩还钱、道歉。摊贩说：“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穿着校服，每天偷一根黄瓜，也不贪心多拿。如果不是深陷困境，你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没戳穿，更不抓你现行，就当帮助你。今天你回来找我，证明我当初没有看错啊！”

    讲完这个故事，尤今在文章中说，“不动声色”也是一种助人的美德和方式。

    我觉得，这个摊贩之所以能不动声色地帮助人，是因为他能够体察别人的不得已。

    正常情况下，一般人不会如阿琴一样，去菜市场偷一根黄瓜。但是，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比如，客观上，时乖运蹇，流年不利，变局太促，琐尾流离，力竭身乏，困随病至……一句话，环境逼人；主观上，判断失误，遇人不淑，所托非人，被欺被坑，临危失态，遇变失措……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这些不得已，有显见的难处，是说不出的苦，道不出的痛，藏不住的无奈。今年以来，找我咨询法律问题的人很多，有违约的，有侵权的，有节外生枝出事的，有“无缘无故”闹分手的……无论找我的是原告还是被告，背后差不多都有“不得已”三字。

    这一些不得已的行为，给相关联的人带来损害，也给行为人自己造成伤害。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行为人“免责”，对双方都有帮助。这与民法上的不可抗力有点类似。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定义，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后，合同的甲方、乙方都可能受损。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不可抗力因素作为免责条款。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比如，买卖合同签订后，不是由于合同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发生意外事件的一方就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推迟履行合同。

    比起法律规定，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不得已”也远比“不可抗”复杂得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援引”不可抗力条款，给予对不得已行为以某种“免责”。

    如果一个人确实是因为不得已而做了某种本不该做的事，需要理解，需要同情，更需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会审察。有人说，凡事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体会别人的苦，将心比心，这是人间最高级的善良，也是人成熟之象征。一个人要是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就会活在偏见里，而且永远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我一般会给前来咨询的当事人建议，让不得已的一方认错道歉是必须的，该有的赔偿也少不了，但动不动就想以让人坐牢作谈判筹码，则大可不必。纵使人家真错了，也宜留有余地。我也在给律师们讲课时强调，要体察对方当事人的不得已，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把事情做绝，是对委托人的最高忠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不少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存体察对方不得已之心，互谅互让，让可能是双输的案件，获得了双赢的结果。正如阿琴与摊贩的故事，救人也救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