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红梅记》

《李慧娘·放裴》

《红梅记·杀姬》

《玉茗堂批评红梅记》 （新辑中国古版书丛刊）

《绣像红梅记》（清代成和堂藏本）

袁宏道刻本《红梅记》

鄞江镇光溪村（周朝俊出生地）

    假如为宁波戏曲的传世之作列一个排行榜，第一名自然是《琵琶记》。可作者高则诚却是永嘉瑞安人，他客居栎社时，在瑞光楼上伏案执笔，遂成大作。而由正宗阿拉宁波人撰写戏曲剧本、在戏苑艺坛上流传时间最长、登台演出场次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曲目，应该是《红梅记》。

    乍一听，这剧名有点生疏，可说到它的改编本京剧《李慧娘》(早期系昆曲本)，知道的人就很多了。至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地方戏曲剧种里，均有根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如川剧《红梅阁》、河北梆子《阴阳扇》、秦腔《游西湖》、粤剧《再世红梅记》等几十种。此外，《红梅记》中的一些场目，如《游湖》《幽会》《鬼辩》也成为戏曲折子戏经典而长演不衰。

    《红梅记》的作者，是活跃于明隆庆、万历年间的鄞县人周朝俊。

    生卒不详的周朝俊

    周朝俊的生平，在史料上没有翔实记载，甚至他的生卒年月，在《中国戏曲志》中也仅仅是“不详”两字。可说到他的籍贯与出生地，所有史料都真真切切地写着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清代鄞县乡贤李邺嗣先生，就在他的《甬上耆旧传》里写道：“周文学朝俊，字夷玉。少有才，为诗慕李长吉，亦工填词。所撰有《李丹》《香玉人》《红梅花》十余种，唯《红梅花》最传。”这其中提及的《红梅花》剧名，大概是他的一个笔误，《红梅花》即是《红梅记》。

    明代文人王稚登曾为《红梅记》作序，文字比较详尽，写了当年周朝俊在西湖边上宿寓题诗、萌发撰写《红梅记》的创作动因，以及他执笔完稿后的愉悦心情。序云：“四明周生者，余初未尝识。乙酉秋，余复有西湖之游，宿昭庆上人房。偶于壁上见所提诗句清宛，后有生名，余叹赏之。上人云，此生仰王先生非一日矣，今亦寓敝刹。先生倘有意乎，弗靳一面，以慰生夙志可乎。余曰，所作如此，其人可知。遂嘱上人邀之同席。观其举止言笑，大抵以文弱自爱。而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余次过其寓中，见几上一帙，展视之，乃生所制《红梅记》也。循环读之，其词真，其调俊，其情宛而畅，其布局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削尽繁华，独存本色。嘻，周郎可谓善顾曲焉。”细读这一段来自同时代文人的记录，仿佛周朝俊就站在面前，他以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的神态与举止言笑，让人感到十分亲近，久久难以忘却。尤其是文中最后几句评价《红梅记》的赞言，写得特别到位，特别传神：“其词真，其调俊，其情宛而畅，其布局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正因为如此，《红梅记》一出世就成为“爆款”，风靡于明代的梨园戏台。

    周朝俊年少就颇具才学，擅长作诗填词，虽说博学多闻，句法清婉，但仍是乡间一名秀才而已，平生从未考取任何功名，终身布衣，他以诸生自娱为乐。在我国古代，没有做官的文人总是沉沦下层，难入史册。因此，《鄞县志》里没有他的传记，就连历代考生名录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甚至还被逐出了家谱!

    编辑《中国戏曲志·浙江卷》期间，为了弄清周朝俊的生卒年月，撰写这项条目的供稿者，先后查阅了《四明章溪周氏宗谱》《半浦周氏支谱》以及《象岩周氏宗谱》等多部周氏家谱，未见录有周朝俊名字者，唯独在《四明光溪周氏宗谱》里发现有“朝”字辈载录，而且都生于明代。光溪村位于西乡鄞江镇，与著名的它山堰近邻，鄞江镇古称“四明首镇”。《四明光溪周氏宗谱》里记载，第十代世祖周懋公的长子周朝文，字履美，号仰峰，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同辈人中还有朝恩、朝礼、朝辅、朝卿以及朝炯等20余人。有人提出，朝炯系朝俊的同音字误，是第十代世祖周懋公的幼子，可此事又无旁例可证。尽管如此，却可以推断，周朝俊就在“朝”字辈里，他的出生年月，估计是在隆庆年间(1567年前后)。

    至于周朝俊卒于何年？这在周氏家谱中更是难以查考了。所幸后来意外发现他遗留的一首诗篇：“白雪下葳蕤，饥乌隔树窥。先生眠未起，小子立多时。骏骨伤寒素，春姿老冻梨。痴奴不解事，呵手弄冰丝。”这首诗的篇名是《雪中候屠田叔先生门》，屠田叔即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位儒学名家，姓屠名本畯，字田叔，也是鄞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曾以父荫任太常寺典簿、礼部郎中以及湖广辰州知府。后因鄙视名利，离职返回故里，写过许多有关农、渔、茶的书籍，是我国早期植物学与海洋动物学的一代名师。另外，屠本畯也写过一本单折曲目《饮中八仙记杂剧》，因而与周朝俊有了交往，并有师生之谊。明代天启年间，屠本畯与友人张庚星、李大缔等九人结九老之会，皆布衣处士，各赋诗以畅老怀。周朝俊也是九老会成员之一，此时他已是一位六旬老人。

    又据屠本畯《甬上屠氏家谱》中记载：“公七十大寿庆演《饮中八仙记杂剧》。自扮剧中人太憨生，令周朝俊杂扮吕洞宾等人。”由此可见，周朝俊既擅长填词作曲，又能客串演戏，也许他就是梨园中人，曾为良家子弟后沦落为戏子，因此，家谱不把周朝俊纳入其内，也就不足为奇了。

    双线奇构的《红梅记》

    《红梅记》整台戏计34出，由两条爱情线索交织而成。主线是南宋杭州城里的一介书生裴禹与卢府小姐卢昭容的婚恋过程，副线则写奸相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与裴禹的生死之情。后来，由于李慧娘这个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的倔强女子越来越受到观众喜爱，副线渐渐超越了主线，成为《红梅记》中最动人的乐章。

    周朝俊撰写的《红梅记》，取材于他的同时代人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李慧娘与裴禹的情节线索原在《绿衣人传》中有所记叙，但在《红梅记》中作了大量渲染，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也是全剧中最能体现作者艺术才华的地方。《远山堂曲品》说它“手笔轻倩，每有秀色浮动曲白间，当是时调之隽。其语言科诨不俗，直刺世情。”李慧娘这位叛逆的女性、屈死的冤魂，以她死而不灭的仇恨与挚爱，化作惊天动地的果敢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仰慕。

    《红梅记》一剧分上下本。李慧娘的故事至上本而结，下本围绕裴禹和卢昭容的故事展开，回目清晰，但精彩程度不及上本。剧作从李慧娘随同贾似道泛舟西湖开篇，湖中偶遇年少英俊的裴禹，李慧娘不禁失口赞道：“呀，美哉一少年也！”谁知只是这一句话，就让奸相顿生杀意。回府后贾似道立斩李慧娘，还丧心病狂地用金盆盛头，让众姬妾逐一观看，杀一儆百，其后又把李慧娘的尸首埋于花树之下。不久后，那奸相又看中了卢府小姐的美貌，欲夺卢昭容为妾。卢夫人为了抵制贾似道的淫威，抢先招裴禹为婿。这件事更加激怒了奸相，于是设计囚禁了裴禹，欲暗害之。幸得李慧娘鬼魂相救，掩护裴禹逃出贾府。后贾似道兵败襄阳，被朝廷所贬，途经漳州木棉庵，为会稽尉郑虎臣所杀。裴禹逃出贾府后，应试临安，擢探花，与卢昭容历尽坎坷结为夫妻，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慧娘在《红梅记》里虽非主角，但塑造得十分出色。周朝俊通过《游湖》《杀姬》《幽会》《放裴》等诸折子戏，把她善良多情、富有正义感、不畏强暴的性格表现得光彩动人。裴禹当时被贾似道软禁于半闲堂书馆，当夜二更，李慧娘的鬼魂立在书馆前叩门。裴禹以为是贾似道设下的美人计，将对方拒之门外。李慧娘告知实情，嘱咐裴公子快快逃走。裴公子感念慧娘真情，不肯一人逃走。两个身影在夜色中离合纠缠。此时此刻，李慧娘一身白衣，水袖翩飞，白绫翻覆，诉尽离情，与裴公子做最后告别：“劝裴郎切莫为我轻生，我怎不愿阴曹地府结同心，你若为徇私情舍了命，岂不是辜负了你美哉少年这一生。你应当以国为重除奸贼救黎民，到来日一炷清香三杯酒，红梅阁旁听一听，当闻我九泉下含泪笑声。”此即为《幽会》一折。在随后的《鬼辩》一折中，李慧娘怒斥奸相的无耻与残暴，大胆地唱出了“贼子呵！俺残魂只索把花根傍，哪知你又向人间魅裴郎。”这种超越了生死界限的情感，可以战胜一切。

    《红梅记》以一支红梅作为剧名，实是来自毫不起眼的一个细节。

    一日，裴禹路过湖边宅邸，看墙内红梅开得正好，想攀墙折一枝把玩，谁知却一骨碌翻落墙头。总兵之女卢昭容早在墙内把一切看得清楚，她吩咐侍女：“正巧我鬓边有枝红梅，你拿去给他吧。”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撼人心魂的故事。

    周朝俊在《红梅记》中宣扬“一身虽死，此情不泯”，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界线，可以战胜黑暗势力的迫害和摧残，这与汤显祖《牡丹亭》所表现的思想有相近之处。

    中国戏曲史上，有两个因情而死、死而不已的女性形象：一个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她因情而死，缘梦相会，由情复生，与心上人柳梦梅鸳梦重温；另一个便是周朝俊在《红梅记》里创作的李慧娘。

    出圈即网红，冰火两重天

    周朝俊虽然终身布衣，混迹梨园，受到同宗族人的冷落，但在当时文人圈里却大受欢迎，尤其深受优伶戏子的喜爱，纷纷搬演《红梅记》不息。明万历年间，就有广庆堂刻印的《红梅记》刊本问世，继有袁宏道的删订本以及玉茗堂评刊本、剑啸阁刊本等多种。《甬上耆旧诗》里记载：“每宴客，伶人莫不唱《红梅记》，其为盛世传曲若此。”

    相传周朝俊在世时，曾有一位好友名叫李玉海，获任四川蜀山县令。临别时，周朝俊与伶人们一道粉墨登场，送好友上任，从而使《红梅记》一曲，从江浙一带唱到了四川，以致后来成为川剧传统名剧之一。《红梅记》人鬼同台，给川剧表演提供了很大的创造空间，让“变脸”“喷火”以及“走碎步”等许多绝招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喷火”这一项绝招，更是广受好评。这火怎么喷呢？道具师傅要提前现做一个“包子”(梨园行话)。“包子”的馅是松香粉，皮是透气性很好的纸，包两层，像鸡蛋这么大。然后剪一个孔，让演员含在嘴里。表演“喷火”在著名的《放裴》这一出戏里，奸相贾似道派杀手廖莹中去干掉裴禹，正要下手之际，李慧娘鬼魂出现了。这时，扮演李慧娘鬼魂的演员要迎着火把，变着花样喷火。先是短喷，站在杀手的腿上，喷得威武有力。然后是引火，从左到右，喷一个横条，煞是好看。最显功夫的还是最后一个长喷，演员要仰起头，来一个360度鹞子翻身，再怒瞪双目，张大嘴巴，用力喷火，眼前一片红火。每逢表演到此处，戏台下就会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清中叶戏曲家散论》中评价周朝俊时写道，“夷玉宣身虽死，情不泯”。这寥寥数语，就道出了《红梅记》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红梅记》很快进入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视野。1959年，广东作家唐涤生首先将《红梅记》改作《再世红梅记》，演出于粤剧舞台。同年，北方昆曲剧院约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作家孟超把周朝俊《红梅记》改编为昆曲剧本。孟超很喜爱李慧娘这个艺术形象，给予高度赞扬。他说：“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为幽魂……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基于这种指导思想，孟超广泛搜集和研究了有关李慧娘的历代剧稿，伏案执笔，于1960年春夏之交完成了《红梅记》的改编本昆曲《李慧娘》。

    1961年8月，北方昆曲剧院在首都舞台演出《李慧娘》，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也深为戏剧界、评论界所称道。《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李慧娘》“个性以辣，风格以情”。更有人赋词以赞：“孟老辞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北京市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先生以“繁星”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鬼无害论》文章。廖沫沙写道：“看过孟超同志改编的《李慧娘》演出，人们都说这是一出好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枝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又说“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其实不只是中国的文学遗产)小说、戏曲、笔记故事，有些是不讲鬼神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离不开讲鬼神的。台上装神出鬼的戏，就为数不少。如果有人把传统的戏曲节目做个统计，有鬼神上台或鬼神虽不上台，而唱词道白与鬼神有关的节目，即使占不到半数，也总得占个几分之几。这类戏，如果把中间的鬼神部分删掉，就根本不成其为戏了。试想，《李慧娘》或《红梅记》这出戏，如果在游湖之后，贾似道回家就一剑把李慧娘砍了，再没有她的阴魂出现，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然而仅仅隔了三年，现实的“剧情”突然出现一个大反转。1964年7月，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和田汉的京剧《谢瑶环》、电影《早春二月》等一批文艺作品，被打成“大毒草”。而《李慧娘》开了批判一系列“鬼戏”的先例，被禁演……粉碎“四人帮”后，北方昆曲剧院恢复了建制，重新演出了《李慧娘》，并将其作为保留剧目。

    昆曲《李慧娘》成为当代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迟到的建议

    周朝俊死后的寂寞是令人心酸的。据一些零星史料透露，他一生创作的传奇有十余种之多，至今知道名字的就有《李丹》《香玉记》《画舫记》数种，但几乎失传，未留下完整剧本，甚为遗憾。倘若这些曲目能一直流传至今，与《红梅记》一起绽放，交相辉映，中国戏曲定会以更加凄美艳丽、想象奇特的面貌，展现在千千万万的世人面前!

    周朝俊的出生地光溪村位于鄞江镇中心，村以一条水声潺潺的溪流命名，两岸民居耸立，风景秀美。

    笔者不妨提一个建议，假如四明光溪周氏族人重修家谱，千万别忘记把周朝俊这个名字补上，或在村口立一座周朝俊雕像。再也不能让传世名作《红梅记》的作者，久久湮没在历史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