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静静            

    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艾伟中篇小说《过往》榜上有名。

    从空间角度说，书中永（甬）江、舟山群岛、老江桥、永（甬）城大剧院、锦瑟年华娱乐城、石浦大酒店、康宁医院、西门街新小区、广济街等地名，透露着城市典型地标与江南地理特征。“似曾相识一朵花”，这见证了艾伟对宁波的感情，同时也让宁波读者倍感亲切。

    读《过往》，笔者联想到宁波文学史上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原载1930年《萌芽》第1卷第3期，展示了传统封建文化背景下，贞操可以典当、神圣的母爱因此被毁灭的荒谬。柔石笔下的“母亲”代表着仁慈、奉献、宽容与温柔等美德，艾伟《过往》里塑造的戚老师这个母亲形象，则是为艺术而生，突破了普遍意义。

    越剧演员戚老师在出演丈夫编写的剧本《奔月》后名噪一时，她奔赴省城以便进一步发展演艺事业。为争取演出机会，她委身官员。秋生看不得母亲的肮脏，向父亲告密。父亲从此消失了，母亲决然地把秋生、夏生、冬好三个孩子抛于脑后。后来冬好被人欺骗，意外流产导致失心疯，住进精神病院。秋生将人打成半身不遂，入狱六年。夏生一直由母亲的学生庄凌凌照顾。母亲后来又有了数次婚姻，晚年病重，从北京回到家乡，担任一场新戏的艺术顾问。为了获取首演女主角的机会，她给庄凌凌使绊子，终于重登舞台……作者塑造了一个不通人情的艺术家形象，她不是一般人，她骚动不安，她为艺术着魔。

    小说的矛盾冲突由此围绕现实、理想与信仰展开。母亲认为，宁静的生活死水微澜，像庸俗的秩序，让精气神丧失，致使创造力萎缩。于是她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非理性意识的泛滥，用野蛮、原始、毫不留情的生命力量，冲撞生活表层的规则。

    艾伟先是塑造了一对灵魂伴侣式的夫妻，构筑了他们的艺术人生，然后又将人间的纷扰和人自身的欲望，作为击碎他们艺术理想的大棒。戏是他们爱情关系的中心，母亲的出轨，不是单纯的背叛，她更像一只飞蛾，不顾一切地扑向艺术理想与世俗名利纠缠在一起的烈火。父亲自然是绝望的，他可以是另一个男人的对手，但他怎么可能与一种偏执的价值观抗衡呢？

    现实中，多少有才华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我，而在《过往》中，为女主人公奉献的却是她的丈夫。《奔月》演出成功，她走向聚光灯，走向盛名之下的名利场。而她的丈夫，走向隐讳，走向消失。小说中也有描写母亲流露母性的片段，只不过非常少。比如，身处咖啡馆，她看到陌生人手里拿着儿子秋生的照片，顿生警觉；比如，在学生庄凌凌家里，她一眼就看出庄凌凌和儿子夏生的关系，还因为夏生看庄凌凌的眼光生出嫉妒。这是一种直觉，一种母性的本能。弥留之际，她哼出了成名作《奔月》的曲调，也喊出了父亲与三个娃的名字，还有不断重复的“原谅妈妈”。

    如果时光能够重回，母亲应该仍会坚持当初的选择吧。她的女性意识，强于妻性与母性。

    如果说艾伟的《敦煌》是一部女性自我觉醒史，那么《过往》就是通过母亲延续了这个主题。长期以来，“母亲们”在母性之外的部分，那些更复杂、更丰富的人性，其实并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关注，甚至是被有意识地遮蔽了。

    我们回首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母亲们”，发现艾伟的“这一个母亲”不好写，她如此自私、不负责任，但又不失可爱。作为读者，我们既想责备她、批判她，却又忍不住喜欢她、袒护她。《过往》挑战了我们对“母亲”固有的想象堡垒，塑造了一个让人难以界定、也无法仅仅从道德层面去赞扬或批评的母亲。

    艾伟在《花城》上曾写过一篇《文学的内在逻辑》，谈到观念对人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的观念影响下，人们过着日渐麻木的生活，对于他人的想象往往也被观念束缚。但小说要抵抗那些坚固的堡垒，让想象出来的人物有自己的个性与生存逻辑。这篇文章展现了艾伟多年来的写作心得。

    我们总是觉得父母平常，往往忽略他们可能也曾有过伟大的梦想或奇迹。从《过往》的母亲形象，审视我们身边的人，解析生命哲学与审美取向，也许就是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