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宋史·列传卷五十二》中，记载了北宋名臣张咏的一次断案：有户人家后辈争家产，官司打至张咏处。女婿说岳父临终时，其儿子才三岁，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资产；而且岳父有遗嘱，叫他日后将十分之三的财产，分给其儿子，其余十分之七归自己。

    张咏看了遗嘱说：“你岳父是个聪明的人，因儿子年幼，所以托付给你。如果将大头给儿子，那儿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之后，张咏判令将家产十分之七给儿子，十分之三给女婿。

    张咏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情与法的选择。有凭有据的遗嘱，是法理，而从人之常情去判案，看似主持了公道，细究起来，却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不能排除，其岳父的遗嘱是真实意愿。张咏断案不免有着硬伤。

    冯梦龙著的《智囊》中，也记载了一则断案。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酒是被严令禁止的，违者轻则受鞭笞之刑，重则有牢狱之灾。

    有一妇人因与婆婆有嫌隙，便举报婆婆私自酿酒，胡霆桂听后诘问她：“你对婆婆孝顺吗？”她说：“孝顺。”胡霆桂又说：“既然孝顺，那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然后按照法令来责打她。此事传开后，官府的政令变得畅行无阻，铅山县因而得到善治。

    媳妇告婆婆，且有事实依据，于法，应当按律严肃处置；于情，一旦纵容媳妇检举婆婆，可能告密揭发之风将盛行，造成更大隐患。胡霆桂以孝顺为名，杖责教育了妇人，既维护了律法权威，又维护了伦理秩序，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兼顾、法与情的交融，当其时代，是个睿智又高明的做法。

    情与法的冲突，不在于二者自身的属性，法的制定应符合人的权益，人之情理不可凌驾于法之上。在实际生活和百姓的心中，不悖公序良俗、不违公平正义的律法，才能深入人心、行之有效、走得更远。律法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而应是循人性、讲情理、有温度的约束，理当执行得让人心悦诚服。作为一个社会人，不亵渎律法、不违背良知、不漠视真理，才不会暗淡人性的光辉，丢失真善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