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焚稿”两字，人们多半会想起“黛玉焚稿”——越剧经典《红楼梦》中最催人泪下的一折。在曹雪芹笔下，黛玉焚稿断痴情，绛珠魂归离恨天，这种文学设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然而，“黛玉焚稿”毕竟是虚构的文学情节，历史上，唐代诗人杜牧倒是实实在在做过类似的事情。

    杜牧出身于“一门朱紫，世代公卿”的显贵人家。晋代的镇南大将军杜预是他的十六世祖，文韬武略，乃国之股肱；祖父杜佑官至宰相，封歧国公，并撰有《通典》；父亲杜从郁曾任左拾遗、秘书丞等职；从兄杜悰娶了唐宪宗的女儿岐阳公主……杜牧自己也常为家世自豪：“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但杜牧可谓生不逢时，当时整个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藩镇割据。杜牧26岁考中进士后，尽管走到哪里都有祖辈父辈的官场好友照拂，但他满心希望凭实力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杜牧不是人们想象中只会吟诗作句的贵族公子，无论在朝在野，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家国之思，为此写下不少治国论兵的文章。欧阳修曾赞他“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司马光更是将其《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收录《资治通鉴》。

    杜牧崇拜文武皆备的先祖，希望恢复大唐的盛世繁荣。不过这份拳拳之心，在现实中败下阵来。他向朝廷提出针对回鹘的政策时，得到的回复是：“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杜牧的郁闷可想而知：“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有时候我觉得杜牧有点像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拜伦，颇具英武之气，希望马上封侯，为国效劳。但他终究是怀才不遇，“常恨两手空，不得一马棰”“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系囚”“我虽在金台，头角长垂折”……

    世界从来不会按照某个人的意愿而运转。多少才华卓著的诗人，一生孜孜以求，为的是报效国家、安顿民生，但最后留给世人的，往往是那些闲暇时遣情抒怀的诗句。这种历史错位，非人力可控。杜牧也是如此。笔者非常喜欢他的山水诗，清新素雅，自然真淳：“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珮响参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貌似轻盈，实则质地饱满，且丝毫不留雕琢痕迹。

    杜牧的一生，概括起来是：十年幕府、五任朝官、四任刺史。在牛僧孺手下当幕僚时，他觉得自己是在“落魄江湖载酒行”。事实上杜牧所谓的“落魄”，是看“楚腰纤细掌中轻”。据《扬州梦记》载：牛僧孺曾因担心杜牧在舞坊歌馆不安全，派了三十个兵丁“易服随后潜护之”。也正是这段生活，及他的“袅袅婷婷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等诗句，人们自然会以为他纵情声色、醉心风月，而忘记了他还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初心。

    诗人还是清醒的，当杜牧在湖州当完最后半年的刺史，于回京路上写下一首《途中一绝》：“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杜牧病了，他预感到了一些什么，开始检视自己写下的文字，自己走过的人生。他曾经颓唐过，“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也重新振作过：“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至此，他做出一个决定：将自己一生积累的大部分诗文手稿烧掉。后来他的外甥裴延翰在编《樊川文集》时说：“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也就是说，杜牧将三分之二的诗文都付之一炬。而他烧掉的，多半是“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这样的句子吧——他不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个沉沦于舞榭歌台的形象。但了解了杜牧的生平，不难透过历史的屏风，看到诗人结束偎红倚翠的岁月后，胸中依然跳动着的那颗降龙伏虎之心。

    杜牧有个习惯：每写下文字，都会另抄一份给外甥裴延翰。如此，《樊川文集》总算收录了五百多篇诗文，还算齐全。回头再看杜牧焚稿这事，对喜爱他的后世读者而言，此举不啻煮鹤焚琴。但以今度古，以己度人，是莽撞不智的。好好知人论世，才不至于曲解了古人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