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钟嗣成画像

天一阁馆藏珍籍蓝格抄本《录鬼簿》

董解元《西厢记》古本

赵万里

郑振铎

    天一阁馆藏的古籍善本中，除了地方志、登科录、宗氏家谱以及清乾隆皇帝御赠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等书籍画卷外，还有令戏剧界人士眼前一亮的戏曲珍籍：这是一部专门记录元杂剧及散曲作家以及他们作品简介的综录性古籍，分上下两卷。共收录记述100余位元杂剧及散曲作家，大略以年代先后排序，涉及各类剧目有400余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元代的剧作家(包括散曲作家)，都赖其而传世!

    这部珍稀奇书，就是蓝格抄本《录鬼簿》。

    机缘巧合 初识奇书

    1987年盛夏的某一天，我接到来自省文化厅的一个电话，对方通知说，《中国戏曲志》省卷编辑部的谢涌涛老师第二天上午抵甬，要去天一阁藏书楼拍几张馆藏的蓝格抄本《录鬼簿》照片。谢老师是我省戏剧界从事舞美工作的一位大咖级人物，才情非凡，他不但绘画功底极好，善于舞台布景设计，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接到这个电话后，我马上和时任天一阁文物保管所的邱嗣斌所长联系，落实此事。

    翌日上午，是一个红日高照的艳阳天，我陪着谢涌涛老师，带着一只照相机踏进天一阁藏书楼大门时，邱嗣斌所长已经在厅堂里等候我们了。我与邱所长在同一个文化系统里工作，虽说平日见面不多，却听过他与骆兆平、洪可尧三位老前辈动人的传闻：十年动乱期间，三位老前辈眼看着大量古籍善本以及名人字画被点火焚烧，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其中一部分书籍被当作废纸处理，三位老前辈得知后，就立即去各地废品仓库、废纸回收站一点点反复翻寻，“淘”回来大量好东西。其中一部《甬上屠氏家谱》就是骆兆平和洪可尧两位老先生，在一大堆即将被送去造纸厂回炉重造的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后来，这部《甬上屠氏家谱》成为解开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家族身世之谜的重要佐证。

    交谈期间，我抬头望着那幢两层硬山屋顶的宝书楼。相信每个走进天一阁的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踏上宝书楼去看一看。或许那时邱所长看出了我这点小心思，他笑着说，“你们要的那部古籍，我一大早就叫人从库房里取出来了。”只见一个双手戴着白手套的馆员，小心翼翼地把一部珍稀奇书，放在我们面前的案几上。他的动作，犹如母亲把怀抱中的婴儿轻轻地放在摇篮里。

    这就是我们要拍照的蓝格抄本《录鬼簿》。

    天一阁馆藏的《录鬼簿》，分上下两卷，附续编一卷。蓝格、绵纸，版框高20厘米，宽29厘米，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每半页9行，行20字，共60页。

    翻开的首页上，是《录鬼簿》的开篇序言。上面写道：“贤愚寿夭，死生祸福之理，固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正，又岂有岩墙桎梏之厄哉？虽然，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

    拍摄完照片，谢涌涛老师默默地望了这部古籍许久，轻声轻气地又诵读了一遍《录鬼簿》的开篇序言，最后一迭声地说：“写得好!写得真好! 读懂了它，也就掌握了解开《录鬼簿》这部书的钥匙。”站在一旁的邱嗣斌所长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录鬼存曲 泽被后世

    《录鬼簿》的撰稿人名叫钟嗣成，生于1279年前后，字继先，号丑斋。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在杭州官学进学，多年寄居于杭州，是当时著名文人邓文原、曹鉴、刘濩的受业弟子，又与散曲作家赵良弼、屈恭之、刘宣子等人是同窗学友。他也曾多次参加官场会考，不中，后在江浙行省任掾史，但是不得升擢。于是钟嗣成不再追求官禄，而是闭门写书。除《录鬼簿》外，他还著有元杂剧七部，即《寄情韩翊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神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孝谏郑庄公》《韩信泜水斩陈余》《汉高祖诈游云梦》和《冯谖烧券》。可惜这些剧作，别说当时未获各路戏班喜爱，搬演的很少，如今更是连曲本都很难寻觅了。

    钟嗣成长居杭州期间，住在西湖边上的寓所。西湖四周便有数座专供优伶们唱戏的瓦舍勾栏，当时，北方大都城里的元曲名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人也来过杭州，各地戏班争相竞演他们撰写的剧目，盛况空前，十分热闹。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辉煌时期，当时汉族知识分子遭受排斥，政治地位低。汉人想出仕，施抱负于天下，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寻找到出路。可从1271年元朝建立到1368年灭亡，从未举行过一场京殿式的科举考试。对于读书人来说，书中不再有黄金屋了。这群胸中苦闷而对前途无望的书生们，转而投身戏曲创作。而元朝的统治者，把人分成五类十等，读书人只比讨饭的高了一级，位置排在娼妓之后，即“八娼、九儒、十丐”。可这些人中，又确实有不少文化精英，甚至可以成为社会栋梁。这些人身怀技艺，自成一家，一旦故去，许多技艺也就失传了。因此，同病相怜的钟嗣成萌发了一个心愿，用手中的笔来记录下这一切，为他们立传。

    “钱塘人物尽飘零，赖的斯人尚老成，为朝元恐负虚皇命。凤箫寒，鹤梦惊，驾天风直上蓬瀛。芝堂静，蕙帐清，照虚梁落月空明。”钟嗣成笔下的这首《凌波仙》，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他当时的心境。

    据考证，《录鬼簿》成书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不久，钟嗣成又至少作了两次修改和增补，全书为上下两卷。上卷又分作“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三类。据作者自注，这三类元杂剧才人的情况，是朋友陆仲良从“克斋吴公”那里得来的，并非钟嗣成的第一手材料，因而“未尽其详”。下卷分作“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类，是钟嗣成亲自寻访或搜集来的，因此记录比较详尽。同时，他又在一些零星记载中，揭示了元代杂剧作家的活动和一些组织情况，比如前期有“玉京书会”“元贞书会”，后期有“武林书会”。另外，还透露了元代戏曲发展的部分线索，如院本的创作、杂剧作家的南迁、杂剧作家写南戏的情况、后期杂剧的音乐采用南北合套等。这些为研究元代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史料。

    名为“鬼”者 实为大家

    《录鬼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元杂剧作家立传的书籍，名为“鬼”者，实为戏曲大家。

    《录鬼簿》开篇“第一鬼”，记录的是董解元。钟嗣成在“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中，将他列居第一，又特意备注，曰：“大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

    董解元是一位具有元杂剧“创始”地位的先驱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就是拥有盛名的《玉茗堂抄本董西厢》。《董西厢》卷首几支自叙曲，透露了一些作者讯息。他生在“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的静好岁月，为人狂放不羁，视礼教如粪土，却又熟悉唐代传奇、宋代词曲和民间诸宫调，后来落魄江湖。可叹的是董解元生平事迹，不但除此已无可考，就连他的名字都无人知晓(“解元”只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敬称，不是他的实名)，这并非钟嗣成有意漏略，当是“文献不足之故”也。董解元的时代离《录鬼簿》成书不足200年，开创元杂剧“第一鬼”的名字却已化作尘埃，悲哉哀哉!

    《董西厢》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全本，也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韵文作品之一，堪称一部爱情史诗。它的题材来源于唐朝文人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原作写张生与莺莺一度相爱，他对莺莺始乱终弃。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之心的封建渣男，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者的真实写照。而董解元的《董西厢》却彻底改变了人物与故事走向，张生已不再是对女性“始乱终弃”的轻薄儿。莺莺仍然温柔美丽，但已不再屈从于命运，形象较之传奇更为丰满。红娘和白马将军以及法聪和尚，同情支持这一对真诚爱恋的年轻人。作者特别是把红娘这位居于奴婢地位的少女形象，写得富有光彩，尤为难得。流传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的王实甫《西厢记》，实是在董解元的文本上再度创作的结果。

    钟嗣成在《录鬼簿》里，又把元杂剧“四大家”之首关汉卿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一类中，曰：“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

    《感天动地窦娥冤》无疑是关汉卿最有名的剧本，也是最为人知的元杂剧。窦娥指责天地不分好歹，善无善报，死前发下三个毒誓以证清白。剧中窦娥唱于行刑前的一支《滚绣球》，字字催人泪下：“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除了《窦娥冤》，关汉卿创作的元杂剧还有《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王瑞兰闺怨拜月亭》与《鲁斋郎》，每一出戏出笼后，京城内外戏班艺人竞相搬演，脍炙人口。其中《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一戏，近年又由当代文艺工作者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梦华录》，播出后深受观众的喜爱，成为一部爆款。

    白朴的《梧桐雨》演绎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笔墨侧重点却放在了君王的无奈和群臣的无用上。剧中一支《满庭芳》骂得十分痛快：“你文武两班，空更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马致远的《汉宫秋》，与白朴的《梧桐雨》颇有相类之处。《汉宫秋》是汉元帝不能保护王昭君，《梧桐雨》则是唐玄宗不能守护杨玉环。郑光祖早年习儒为生，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他的代表作品是元杂剧《倩女离魂》，与《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并称为我国古典戏曲的四大爱情剧目。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之文学精华。汉赋、唐诗、宋词，元代有什么？就是元杂剧，它是后世一切戏曲剧本的祖师爷，明清以来直至今天的剧作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幸亏有了钟嗣成的《录鬼簿》，否则，这元杂剧“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与郑光祖也会因“文献不足之故”，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同化朽壤了。

    访书结缘 失而复得

    追忆当年，自从我被抽调到宁波市文化局从事戏曲志的宁波部分资料征集与撰写工作，又与邱嗣斌所长有了几次接触。一天，我赞道，范钦老先生真有远见，把《录鬼簿》这样的戏曲奇书都收藏入阁。谁知邱所长却长叹一声，说是蓝格抄本《录鬼簿》曾经从天一阁流散出去，几经周折，最后幸亏失而复得。于是，我又听到了《录鬼簿》与三位文物收藏大家结缘的动人故事。

    1931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先生与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的郑振铎先生一起抵达宁波，走访了天一阁并会见友人。

    赵万里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与版本目录学家。他在“孙氏蜗寄庐”藏书楼主人孙翔熊先生的藏书里，意外发现了《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赵万里先生始是一愣，接着便惊喜地跳了起来，“明抄蓝格，一望而知为范氏天一阁故物”。赵万里先生立刻借了出来，在他与郑振铎先生共同寄寓的马廉先生的月湖老宅里，与清代康熙年间的《录鬼簿》曹楝亭刻本进行校验，竟然获得诸多发现，并确认蓝格抄本《录鬼簿》为明代文人贾仲明抄录，《录鬼簿续编》为孤本。这天晚上，马廉先生特地在楼下房间里换上一只100W的大灯泡，三人动手影抄，赵万里先生抄的是《录鬼簿》上卷，郑振铎先生抄下卷，马廉先生抄《录鬼簿续编》。三人花费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全书终于抄写完成。赵万里先生说，这是他首次来宁波的最大收获。

    钟嗣成的《录鬼簿》原本已佚，至今流传的均是明清两代文人多次传抄与刻印的，由此形成了多种版本。重要版本有三种：其一是明抄《说集》本与孟称舜校刻本，不分卷。其二是清初尤贞起抄本、暖红室汇刻传奇本与曹楝亭刻本，分上下卷。其三就是明代文人贾仲明增补过的天一阁馆藏的蓝格抄本。它早年曾归于“沈氏抱经楼”“孙氏蜗寄庐”等私人藏书楼收藏，故书页上盖有“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鄞蜗寄庐孙氏藏书”以及“浙东沈德寿家藏”等诸印章。

    此外，《录鬼簿续编》一卷也由贾仲明编纂。贾仲明是钟嗣成的“超级粉丝”，他在续编中补记道：“余因雨窗逸兴，观其前代故元夷门高士醮斋继先钟君所编《录鬼簿》……凡宫大用等已吊之余者皆无文焉。余今暮年衰耄，首先公卿大夫四十四人末敢相挽。自关先生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强次前曲以缀之。呜呼！未敢于前辈中驰骋，未免拾其遗而补其缺。”此书成稿在明代洪熙、宣德年间(1425年-1435年)，是研究元末明初杂剧发展的重要史料。更为珍贵的是，《录鬼簿续编》一卷，唯独附于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之后，未见有其他版本流传。

    1946年前后，“孙氏蜗寄庐”藏书四散，恰逢郑振铎先生相识此书，他举债以重金购入，加盖“长乐郑振铎西缔藏书”之印章与题词。最后《录鬼簿》物归原主，捐赠给天一阁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