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技术发展到今天，但凡可以精准测量的事物，或能被精确计算的东西，大数据加人工智能，都进行准确的预测或预报、设计或计划。无论是乌克兰上空激战的无人机，还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无论是在核磁共振技术层层扫描后的病变苗头，还是远在几千里之外台风胚芽的“成长”轨迹……人工智能都能像“全知”一样，表现出只有神话中才会有的那种超能力。

    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可以把人工智能的这种超能力，运用到经济计划上，以解决“市场失灵”这个造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的痼疾。

    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在上世纪遭遇失败，是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这与计划者有限的获取信息手段和处理能力之间，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虽然不能说专为解决这个问题“量身定制”，至少能提供最佳解决方案。所以，基于这种技术之上的经济计划，不但不会再重蹈覆辙，更可以体现出“构建理性”的巨大优越性。

    确实，人工智能加大数据的发展方兴未艾，很多应用场景是现在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但是，人工智能再强大，应用在宏观经济计划上，都不可能达到笛卡儿等十八世纪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预想的效果。实际上，连一个需要自负盈亏的大型企业，也难以靠人工智能对生产经营进行精准计划和设计，而不得不向“扁平化”方向发展，以灵活的决策机制处理多变更多样的市场信息。

    这其中，人工智能无法预测人的情绪变化，因而无法掌握人因为情绪变化而导致的行为变化，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设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经济活动既是人一系列行为的过程，也是一系列行为的结果。人的行为，除去基于本能的基本需求之外，多数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还有一部分则由于人的情绪变化导致。

    出于生命本能的基本需求，可以被预测被计算，因而可以被设计。比如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需要多少毫升的水，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要说人工智能，一个家庭主妇都能估算出一个家庭一个月应该买多少米。

    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则由于价值的主观性和主观价值的变化性，难以被计划。比如今天早上喜欢吃馒头稀饭，明天早上可能又想吃大饼油条。由于不可能使每个个体被计划在不同时间作出同一选择，也不可能让所有个体被设计成在同一时间作出同一选择。

    所以，无论计划者是人还是机器，都无法处理比海量还海量的数据，一个早餐馒头，都可能把超级服务器“噎”死过去。

    由于情绪变化导致的行为变化，甚至有时候连本人也会在事后觉得匪夷所思，让人工智能去计划，显然更不可能。

    近日，我在准备一趟回故乡的旅行，计划去超市买一些伴手礼。中午，根据自己的计划，走进一个综合体。大门口，保安让扫码，我没有任何犹疑。电梯下到负一楼，准备进超市。超市门口一位工作人员挡住，又让扫码。我说，楼上大门口扫过了才进来的呀。工作人员说，进超市必须再扫一次。

    面对层层加码，如果我此时稍有点理性，我应该扫码进场，完成此次购物计划。手机就拿在手里，支付宝的页面也没有关掉，不会增加过多麻烦的。

    但我一下子来了情绪，转身就走，心里还念着：“你加我一码，我少你一单，咱们谁怕谁！”

    明明计划好并按计划进行着的事情，因这样一点小事，导致情绪发生重大变化，并进而导致行为发生根本逆转。这样的情形，自己在一两秒钟前都无法预测，人工智能可能吗？

    这就是情绪的特征，没有征兆，无迹可寻。

    人都是有情绪的，或者说人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动物。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让吃饱穿暖之后的人生，因经常变化而演绎出戏剧性的色彩，但也使人的行为捉摸不定，反复无常，“计划没有变化快”就成为常态。

    说来有趣，消费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提高，甚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可能都与人的情绪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比如，比男人更情绪化的女生，可能会因一点小事而生气，并因此去商场大买特买，也可能因为朋友圈中的一个点赞而开心不已，并因此去小吃街狂吃一通。这一阵狂买，这一顿大吃，一定是超出其基于生命本能需求的增量。如果没有这种因情绪变化而出现的增量消费，人类的经济活动，可能永远走不出简单再生产的循环。

    当然，情绪变化不一定导致狂吃大买这样的“为”，也完全可能导致如我在某超市门口转身就走的“不为”——这个时候，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得急流勇退，最强大的大数据也要退避三舍了。因为它们可能也知道，唯有情绪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