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经常读一些属于文学评论的文章，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类作品中具备真知灼见的较为稀缺。不少文学评论，其实掺杂了很多旁的复杂元素，进而使得文字在没有生成之前，就已经带有某种强烈的或者是潜藏的目的性。于是我们看到的也就多为人情文章、站队文章。溢美颂扬的多，批评指正的少，更勿论在文学评论中能凸显作者独立思考后进行怀疑、求证、表达和反思的作品了。

    张定浩的文学评论集《批评的准备及其他》倒是写得相当“不留情面”，他将格非、韩松、苏童、张炜、阎连科等一众中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给褒贬了一番，言辞犀利，洞见分明。然读者读来，并无哗众取宠之感，反而觉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诟病，对莎翁名著《李尔王》的严谨批评。我在张定浩的文字里也看到了这种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大众的评论家气质，真的殊为可贵！因为文学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文学评论质量的提高，两者若能相互促进，必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张定浩的阅读量极大，不过更让我感佩的是他的思考、辨别、剖析能力和敢于批评名家、大家的勇气及确实能言之成理的实力。这是一种要求极高的综合素养。他评格非的《春尽江南》，说格非借小说中一个喜好谈论老庄的人物冯延鹤之口发表了一通“要勇于做一个失败者”的观点，即“你只有想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这看上去的确很像道家推崇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然而张定浩接着说：“老庄之学本身，有极其刚强奋发之处，绝非庸者、软弱者以及失败者的逃避之所。”格非明显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谈到科幻作家韩松，张定浩以其作品《地铁》为例，认为韩松小说学卡夫卡的隐喻写作，学到了一些皮毛。卡夫卡挖掘的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性深渊，而韩松描摹的则是笼统抽象的社会地狱。

    张定浩谈论的几部名家名作，笔者都拜读过。比如苏童的《黄雀记》里有个叫“仙女”的女孩，遭遇凄惨，沦落风尘。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当她再次以“白小姐”的身份出现时，选择了以恶制恶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张定浩认为苏童勾画人物命运的依据，是自己对于“小姐”和“台商”关系的狗血想象。这导致苏童产生了自以为是在为这个受苦女性代言的幻象，其实只是将小说情节照着他预设的中心意思推进，所以读者很难对“仙女”产生真切情感。当年姚雪垠先生在写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有一天写着写着，竟伏案大哭起来。他夫人赶紧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姚雪垠泪流满面道：“慧梅死了，慧梅死了”——慧梅是《李自成》中虚构出来的一个悲剧人物，但姚雪垠塑造得很是灵动鲜活。“慧梅之死”因此成了鸿篇巨制《李自成》中动人心弦的经典段落之一。

    当然，张定浩不是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无聊者。他在进行专业评论的时候，有“刻薄”的一面，但对自己认可的作家和作品也是不吝赞美的。比如毕飞宇和他的《小说课》，张定浩认为毕飞宇在书中做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判断，全是对的。“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通常我们读类似这样的谈艺著作会比读小说更挑剔一些”。而且他很赞同毕飞宇借着蒲松龄之《促织》说的一段话，“写小说一定得有匠心，但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毕飞宇在谈到《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一节时，是用“语言”来区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他说：“没有语言上的修养、训练和天分，哪怕你把‘纯文学作家’这五个字刻在脑门上，也是白搭。”对此话，笔者和张定浩一样，深以为然。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太过追求小说情节的曲折性，刻意营造能够带给读者阅读刺激和快感的东西。他们忽视了对文辞的修炼，也缺乏对描写的重视。

    阅读一本深富见地的文学评论集是件愉快的事。你不仅能从作者的文字里获得共鸣，还会发现一些以前自己在阅读欣赏时遗漏和疏忽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