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作出了明确部署。这是鼓励家庭按照政策要求和自愿原则选择生育孩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有统计预测，我国正在并将长期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后果是直接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家庭养老支出增加，挤占家庭的教育投入，影响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和人口数量负增长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和阻力。

    针对人口因素带来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决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不但适时放宽了生育政策，更多措并举降低家庭教育、养育的负担。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生育年龄群体仍然存在着生育意愿较低的状况。对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思维惯性”，也有人认为是房价高、工作压力大、子女抚养成本高造成的。

    在笔者看来，两者可能兼而有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的需求降低。生育子女的“期待利益”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实现家族传宗接代的延续；从心理角度来说，可以获得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感。但不可否认，“养儿防老”仍然是更为直接的现实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完善，这种需求正在逐渐弱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正逐渐瓦解。

    经济原因造成的“不敢生”顾虑，并不是造成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期待利益”的弱化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也不是我国所独有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穷国生育率高于富国、穷地区的生育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就导致了生育自愿原则之下，“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和博弈，生育群体个体意愿的最佳选择，却导致了集体层面的不利困境。这就需要政府依据集体理性，积极采取逆向激励机制，降低生育、养育子女的成本，提高生育、养育子女的收益，以扭转人口老龄化的格局。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很大，且这种大成本在低生育现状之下又表现出畸形趋势，人们在养育、教育上“用力过猛”。就拿中小学生减负这件事来说，为什么叫好不叫座？就是因为很多家长是当年参加各种学习班成长起来的，面对减负政策反倒迷茫了：减负是好事，但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再穷不能穷教育，不让孩子“恶补”，那不是穷了教育、亏了孩子？

    这种畸形的“三育”支出边际消费倾向过高的历史惯性，无疑又增加了“不敢生”的后顾之忧，生育群体家庭量力思之，“三育”成本负担过重，多生之后孩子受教育程度、就业机会可能落后于少生群体，这些是生育群体比较纠结的现实问题。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就是打消生育一族“不敢生”的后顾之忧，把生孩子“养儿防老”的家事，变成维护经济持续增长的国事。政府应当将鼓励生育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投入，从社会层面加强生育保障，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有人说，“谁能很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可以在21世纪大国博弈中占据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拥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也有较大的生育潜力可以释放，需要从各方面综合施策和协同发力，从降低“三育”成本和释放生育潜力的目的出发，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都还存在着巨大的改善空间。

    比如，贯彻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解决生育年龄人口的在学时间、工作时间与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时间的矛盾；加强养育保障，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鼓励用人单位和社区创办母婴室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解决工作与养娃的实际冲突；加强教育保障，不断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充分供给等。

    打消“不敢生”的后顾之忧，才是解决“不愿生”的出路。抓住“窗口期”，把人口红利转变成生育家庭的可期待利益，让生育一族意识到生孩子是最好的“投资”，从而充分鼓励、培养、释放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让“生孩”问题在政策关注之下，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