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洞天图 王冲 作

王安石率民众浚治川渠图（祝永良摄于王安石纪念馆）

宋代鄞县望族史氏故里：今东钱湖绿野村 （祝永良 摄）

    在鄞县的发展历史上，北宋庆历年间是一道分水岭。此前的鄞县，虽为明州首县，濒海临江，又有百里平原，却常为咸潮和旱灾所苦，民生凋敝，百业不兴。庆历七年（1047年），鄞县知县王安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鄞县的大户：“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落后，科举不兴。据《鄞县志·鄞籍人士进士表》统计，自唐至王安石知鄞的数百年间，仅有进士23人。而自庆历七年以后，仅北宋后期的80年间就有进士108人，南宋一代更增至601人，在全国各州县中名列第一。在鄞县这场巨大的转变中，外来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宋时期地方官员的引领和推动；二是南宋初期外来人口的激荡和融合。这两者的持续作用推动了鄞县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南宋时期文化的全面繁荣。

    作为明州首县，鄞县经济、文化的繁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明州在两宋时期的文明水准。

    ■北宋官员的引领和推动奠定了鄞县的发展基础

    北

    北宋时期，僻居一隅的鄞县几乎没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其文化也远远落后于两浙地区的浙西，但由于其通商口岸和明州首县的地位，中央政府派至州县的官员却多有著名人物，如知州范仲淹、燕肃、曾巩、刘珵、钱公辅等，知县王安石、张峋、虞大宁等。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庆历新政的推行者，其道德文章堪为中国士人楷模，是当时全国一流人物。他在明州任职的时间虽短，但影响和意义却非同一般。如他始建家族义庄就为甬上各大家族所效仿。

    燕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在鄞县完成的《海潮论》是世界上最早探讨潮汐现象的科学论著。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与欧阳修相仿，为历代学子学习的范本。

    王安石——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在鄞县的三年业绩，不仅为他以后的改革事业积累了经验，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鄞县的发展方向，为鄞县此后的发展创造了一条适合本地区的路径，奠定了鄞县持续发展的基础。其施政方略还影响至附近的慈溪和余姚。他所采取的治县方略不仅为以后的鄞县首官们所遵循，也为慈溪、余姚等邻县知县们所仿效，使这三县到明代时达到人才、科举和文化的鼎盛状态，形成“姚江文化现象”。

    王安石在鄞县的治邑方略可概括为“兴水利、贵理财、重文教”。

    鄞县作为沿海平原，虽多可垦之土，但由于海潮入侵，致田盐碱而不能耕耘，因此要发展农业，必须阻咸蓄淡，方能收到长效之功。所以“兴水利、浚渠川”在农耕时代，就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为鄞县成为浙东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二是“贵理财、倡青苗”。作为唐代三大通商口岸的明州首县，鄞县素有通商传统，商品经济一直是其重要的经济成分。王安石的这一举措是在周游鄞县十四乡，深入调研以后作出的。因而像“青苗法”等经济措施的实施就握持了经济运作利器，实现官民双赢。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青苗法”饱受非议，也是导致其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在笔者看来，问题并不在“青苗法”本身，而在于执行中有关人员的不知变通和胡作非为。“青苗法”在鄞县的实施是极其成功的，是鄞县人民深受其惠的“善政”。“同一青苗法，荆公躬行于鄞县而穷民受其福，通行于天下良民受其殃”（敖英《东谷赘言》）的现象不能归咎于王安石的规划。重要的是王安石在鄞县施行这些政策时所依据的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的思想，培养了鄞县的商业人才，也为鄞县的重商传统注入了强大的新鲜元素。

    其三是“重文教、行学校”。这是王安石在鄞县主政期间最大的遗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王安石对培养人才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经世致用。他礼贤下士，恳请慈溪杜醇、杨适，奉化楼郁和本县王致、王说为鄞县、慈溪县学教授，后来这五人被称为“庆历五先生”。王安石在鄞县任上时，鄞县虽为明州州治，但囿于湖海相隔，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县学。宁波的教育自“五先生”始，他们的教育活动被誉为“开千年学风”。大量人才聚集在“五先生”门下，形成了鄞县（明州）历史上第一次人才高峰期。如楼郁在教授鄞县县学后又教授明州州学，达三十年之久，“一时英俊皆在席下”（清雍正《浙江通志·人物五》卷一百七十五），其弟子著名者有舒亶、罗适等。

    在王安石离鄞后，他的治县方略为后任者所继承：嘉祐时，鄞县主簿吕献之“新钱湖六堤，立李陆之祠于堤旁”；元祐中，鄞县知县段藻“修广德湖堤，增卑培薄，植榆柳于其上，凡一百二十丈，列亭刻石载其数目姓名，使分守之，畜牧陵践，一切禁止”；熙宁元年（1068年），知县张珣到任后，听取鄞西乡民诉求，考察广德湖境，计功赋材，并“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属吏，人以不扰而咸劝趋”。经过四个月的治理，筑堤9134丈，碶闸9座，埭20座，并种植柳树30000多株以护堤。灌溉田地2000顷，使广德湖边田地成为丰腴之田，其水稻亩产为全国之最；熙宁中，知县虞大宁建风堋碶以泄它山堰来水……

    正因为一代代的官员的治理，使以鄞县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经济人文全面崛起。从此，浙东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始书写其在全国经济人文发展中的华美诗篇。这其中，王安石居功至伟。

    ■南宋初期外来人口的激荡融合成就了明州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鄞县跃居东南名邦、大都会的契机出现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入侵，高桥大捷后的鄞县却落入敌手，惨遭洗劫。“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金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宝庆《四明志》卷七《叙兵》）残暴的金兵在洗劫明州城后又一把大火烧毁全城。“惟东南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有存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鄞县的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但与此同时，随宋室南渡的北方士族由于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而看好鄞县，地居畿辅的地位使明州特别是鄞县成为外来人口的乐居之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卷一五八又载：“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襟江倚山的明州成为“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的江东七府之一。

    北方南下的士族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在明州这块富庶的土地上生根发展，两地士人相互交流，不同文化融合升华，从而形成了各种学说互相争鸣，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文学创作日益繁荣的局面，并出现了众多名门望族。如甬上第一望族史氏源自江苏溧阳，为东汉溧阳史崇之后，史惟则从溧阳迁至剡县，又从剡县迁往明州慈溪县，至史成才迁至鄞县，而后史氏一族在南宋的百余年间，从一户普通农家发展为名门望族，簪缨门第。又如南宋初年从吴兴迁至明州的姚氏家族，先后有姚阜、姚希、姚孚、姚孳、姚僎等考中进士，至淳熙五年（1178年），姚颖更是力挫群英独占鳌头，为戊戌科状元。其子元哲以父荫得官。程珌《姚饶州墓志铭》云：“君讳元哲，字叔愚，其先吴兴人，后徙明，今为庆元府。”（《铭水集》卷一○）而竹林王氏家族先祖王安道在建炎初年随高宗南渡，乾道间始定居于月湖竹州之西，其子王晞亮官至朝散大夫，王晞亮之子王撝嘉定十六年（1223年）考中进士，他两个儿子王应麟、王应凤分别于宝祐四年（1256年）和开庆元年（1259年）考中博学鸿词科，传为科甲胜事，其中王应麟为南宋第一流学者，其学问渊博无与伦比。又如南宋初年，张氏从安徽和县迁至鄞县，张孝祥即生于鄞西桃源乡雷峰山方广寺中，其父张祁、伯父张邵都落籍鄞县。张孝祥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中状元，人称“甬上第一状元”。张氏一族亦成为鄞县望族，张祁、张邵、张孝祥、张孝伯、张即之即是其中代表人物，被称为“张氏五望”。

    据宝庆《四明志》卷十记载，明州在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开庆元年（1259年）共考中进士731人，其中从北方迁入的就有155人，约占21.7%。正是这些从外地（特别是北方）迁入的家族，以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素养激荡着明州文坛，给明州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元素，并与当地的越文化碰撞交融，从而形成繁荣的文化景象。

    ■南宋时期明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随着以史氏家族为代表的明州士子大量参与朝廷和地方政务，明州士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以致有“满朝朱紫贵，皆是四明人”之谚，明州也随之成为仅次于首都临安（杭州）的文化重镇。这一时期明州的教育文化事业呈现全面的繁荣景象，在全国居领先地位。经过知州岳甫和鄞籍名流汪大猷、史弥大等人的修建，州学建筑为之一新，再经后继官员的修缮，明州府学巍峨壮观，甲于东南。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学校》言：“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州）以财计之丰裕言，明（州）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生动反映出当时府学规模和学子云集的盛况。作为附郭县的鄞县，府学的兴盛自然得益最多。同时，鄞县县学也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选址重建，于宝庆二年（1226年）建成。慈溪的县学则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由知县毕瑛重建，后又屡次重修，成德堂、直舍及本仁、明义、约礼、崇智四斋，焕然一新。与官学相映照的是书院的兴盛。南宋时期，鄞县聚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如高闶、杨简、沈焕、吕祖俭、王应麟、黄震等。他们在明州著书讲学，不仅对推动文化教育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对传播各个学派的思想，促成明州学术从逐渐成形到发展为独立的学术群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形成四明心学、深宁学派、东发学派等著名学派。他们在明州设立了众多书院，在鄞县的著名书院就有长春书院、甬东书院、城南书院、菊坡书院、沈端宪讲舍、楼昉讲舍等十余所。

    在哲学流派中，明州第一次拥有了有全国性影响的哲学大家和流派。南宋中叶以后，明州学术文化全面繁荣，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人、学派和传世著作。以四明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和以黄震、史蒙卿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广泛，特别是杨简的“慈湖心学”，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启明晚期王阳明心学之门。这是宁波哲学走向繁荣的标志。

    在史学上，这一时期的明州既有大家又有巨著。以博洽多闻、精于考订著称于世的王应麟有著作700多卷，最有代表性的是《玉海》和《困学纪闻》。《玉海》凡200卷，各类记事以年代先后为序，起自伏羲尧舜，终于南宋。元人李垣称其“网罗天下之见闻，包括古今之故实，将使学者览之得以施诸用”（《玉海》卷首《元刻玉海序》）。《困学纪闻》以札记形式对文献典籍、学术渊源进行梳理、考订和评论。全书共20卷，内容极为广博，考证范围涉及经学、史学以及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各个方面。因王应麟学识渊博，见识卓越，又深研典籍，熟悉历代典章制度，其学识在两宋“罕有伦比”，故“其考证为宋代最精之书。清代阎若璩、全祖望、程瑶田、何焯、钱大昕、屠继序、万希槐、翁元圻、张嘉禄、赵敬襄等争相为其作笺校补注，可见其在清代学术大家之中的声望”（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第396页）。可以说《困学纪闻》开历史文献学之先河，梁启超誉之为“清代考证学的先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黄震的《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是以记载自伏羲、神农氏至宋理宗、宋度宗时的人物传录为主线从而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体现了黄震的治史方法和史学思想，特别是对南宋灭亡的原因分析中肯精当、发人深省，体现了其高超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判断力。

    在哲学、史学兴盛的同时，明州的文学创作也呈勃兴之状。在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鄞县可考的诗文集就超过百部，作者不下80人，比北宋增长好几倍，工于诗文而没有结集的作家则更多，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乡士文学选集《鄞江集》9卷。有了多种文学社团如五老会、炉溪文社、碧溪文会等。南宋明州文学的勃兴还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文化士族的文学创作累世不绝，蔚为大观，史、楼、袁、薛等文化士族诗文书翰累世流传。他们唱和不绝，促进了明州文坛的繁荣。二是南渡文人寓居鄞县，创作欲望大增。他们流连于山清水秀的鄞江山水，安家于此的也特别多，如寓居碧溪的就有开封安昭祖、寿春魏杞、大梁张良臣等。在南渡的作家中，以高元之为最，他扈从南来，作诗数万，数量为南宋四明诗人之冠，陆游曾赞誉其诗。张良臣也创作了数千首诗。他寓居明州后，纵情山林，吟诵自然，其诗多得山水之气，改变了前此明州诗人流传的闲适为主的风调，把明州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此，他被称为“渡江以来诗祖”（楼钥《书张武子诗集后》）。本地诗人也新秀辈出。楼钥有诗数千首，内容也较前人大为丰富。高似孙其诗众体皆备，风格多样，七律句式古奥，五言追慕晚唐，歌行瑰丽奇古，在宋代明州诗人中卓然而立。

    而为明州文学赢得全国声誉的则是词的创作。南宋明州词人有30多人，存词880多首，名列全国词坛中心浙省之冠。其著名者有史浩、吴文英、陈允平等。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存词139首，其词内容虽所写宴赏之属，但能杂婉、豪、雅、俗词于一集，是极难得的词学标本。特别是他的大曲，是现存宋人大曲中体式最为完备的，也是宋人中现存剧曲最多的一个词人（参见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而吴文英作为婉约派大家，致力于词的创作，今留有词340首，数量居宋词作家之第四位，他的创作使宋词于衰落之际又光焰复起，余晕绮丽。他是鄞县文坛经过长期文化积淀后涌现出来的第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卓然自立的文学宗师，是与辛弃疾、姜夔鼎立而三的词坛巨擘。陈允平是南宋风雅词派的一员，也是江湖诗派的成员，其诗词皆有较高造诣，是南宋晚期诗词皆擅的名家。

    综上所述，外来人物的引领、促进和文化融合，是两宋时期明州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千年之后，宁波又一次迎来了大批外来人才。可以想见，随着更多外来人才的参与建设，宁波必将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