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丹文 

    我是在酷暑季节收到在勇兄的两本诗词集《比兴而赋：词牌创作三百零五例》《雅颂有风：近体古体诗三百零五首》。当时捧得新书，随手翻阅，如清风拂面，燠热顿消。而及至细细读过一遍，已至凛冬。

    一

    对于古诗词，我是门外汉，而且我先前非常极端地以为，诗词在唐宋已臻高峰，今人创作无非“狗尾”。创作其实是有门槛的，绝非凑个七字八句舞文弄墨一番便是诗词。当下口水之作很多，有些所谓诗词不忍卒读。

    我与在勇关系特别，他是我在华东师大求学时的同班同学，亦是班长“大熊”。他祖籍宁波，毕业后，他曾来甬，我还陪着他去了城内紫金巷林宅、鄞南陈婆渡等地寻根。其实，他的祖籍是原鄞县的桃源乡林村，现在也属海曙了。

    一段时间，我们微信传讯，他会把路上车内吟就思得的诗词，第一时间发我。当时我以为在勇是突发诗性灵感，偶一为之。没想到他的诗词创作竟是洋洋大观，终结集有成。

    其实，是我肤浅了：在勇诗词创作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积淀。可以这么说，他这辈子与诗词做伴。

    他的父亲虽是理工科出身，但会作诗词——夹在药书中的泛黄诗词手抄页，早早就在在勇心中扎下了慧根；在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就读时，一位不会写诗的老师把她所珍藏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唐诗一百首》送给了他；华师大二附中“对对子”大赛上，他得过一等奖……少时学看《笠翁对韵》，青年时翻透“联绵词典”，用他的话说，“少年沉潜用功，后福不浅”。

    大学时代，在勇本科、研究生、博士“文史哲”通吃，先后师从徐中玉、钱谷融、冯契、王家范等大家。读研时的导师邓乔彬更是词学大家，但在勇一直默默创作，秘而不宣。

    及至主政上海音乐学院，在歌剧《贺绿汀》、音乐剧《梦临汤显祖》的创作中，他除了为主策划，更承担了撰写唱词口白。而多年浸淫于诗词的创作经验，令他视这类写作为“小菜一碟”。《梦临汤显祖》开场的主题歌，在勇一挥而就：“天古无今，方生方死，任他背景终飞逝，唯真爱了永恒存，终归超越千般事。”谱成曲后过了一年，他再回味，竟与词牌《踏莎行》的句式、平仄、韵脚几乎一致。

    在勇自认与宋词打交道逾40年。他在《调仙歌·填词四十年》中写道：“铁板共红牙，柳岸江涛，一真率，便同呼吸。”

    这是在勇颇为自傲的一面。他曾说：“从有题，到写完最快的绝句，也就五六分钟，平均也就十几分钟。”这个，我是笃信不疑的——古诗词的童子功，加上深厚的学养，令他的诗词创作已像呼吸一般自然。

    二

    在勇对诗词创作，有着严谨的要求。他深知，“戴着镣铐跳舞”，必须“鉴古通今”。如写词而言，“平仄绝不可无视《饮定词谱》而苟且，声韵必严《词林正韵》之出处。既要不误继承，对得起祖先，也要有利于弘扬，方便于今人讽诵”。此所谓，“不刻意，不到其境，未获其心，怎会有其心”。

    在他看来，写四言，就让它像《诗经》或曹氏父子的质朴沉郁；写乐府古诗就让它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淳朴流畅；写歌行体就让它有李白的性情放达；写律诗律绝，就让它尽量得唐人天机、宋人理趣、明人性灵。“律诗之律，不是恼人的桎梏，正是诗的艺术性所在。近体律诗，不严其律就谈不上是艺术；古体风诗，不具其格就谈不上有腔调。”他说。

    在勇这两本诗词集的副题也很有意思，一本叫《近体古体诗三百零五首》，一本叫《词牌创作三百零五例》，前者让人想起“诗经三百零五首”，后者则把古人的词牌悉数写尽。在我看来，在勇那点“叫板”古人的意思是有的。虽然，在他看来，“好句古人都写了”，但未必是“会心来处遍寻无”。在《咏桂》一词中，他写下“还把早春花气索，竟如何”，堪称如围棋中的“腾挪”妙手，以早春馥郁花香来生发秋日桂香的美感，从而走出与古人不一样的意境。

    尽管如此，在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人物是服膺的，特别是东坡学士。或许，苏轼就是他的人生大偶像：在勇的词中，有大量与东坡先生相唱和的作品；他甚至把苏词的一些名作与自己的作品放在一起。他在《东坡行》一词中感慨：“与公千岁怨，缘悭一谋面，向言未尽然然见，知君留一半，知君留一半。”

    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勇虽从政，但学者、文人的身份并未褪去。于当时的苏轼而言，词的创作，已基本脱离酒席宴间、声色场所的一种社交方式，而成为士大夫的自我表达。苏轼之后，词已经有了言志、记史，也“可以怨”的多重功能。在勇应该是把诗词创作，当作他官员、学者、文人等多种身份自我表达的重要一面吧。

    三

    写诗填词形式上严守定律，内容上专主情致，风格上崇尚高雅。在勇的诗词，于我直观而言，体味的是一个“真”字，这也是在勇诗词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

    “无用好随散淡，有为须做均匀，百般心力应都妄，万古天机只一真。”这些体现哲思的词句，为在勇的“三观”和创作做了极好的注脚。

    于情致而言，在勇诗词的各种“真”，不时跃然纸上。

    如儿时涂鸦的童真：“漫画几头猪，颇欢一幅图，年少多奇趣，时寒乏好书，何为精与粗？”

    情窦初开时的天真：“冤家又惹相思念，真讨厌，不是一般三两点。莫非今世前生欠？”

    教训孩子的家长无奈之真：“神兽神兽，这货谁家没有，愁人好赖不知，温柔也变吼狮，狮吼狮吼，气得亲娘动手。”

    回忆青葱校园的年代纯真：“青春在、丽娃柳岸，絮飞扬、织网千千结。”

    从这里也可看出，在勇诗词的“真”，出自个体生命体验的记录，也是他拥抱生活后的个性书写。他力图以当代人、当代心的视角，来感悟书写当下社会的真实图景。

    评论者认为，在勇的诗词中有“江山风物、民生哀乐、友朋之谊、室家之乐、观剧听乐、案头清玩”等，不一而足，其中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比如他写抗疫，就表达了“疫必靖，民必安，国必兴”的必胜之情，“纵有豪情开万世，都是人民积寸功，长歌唱大风”的磅礴气势，着实体现出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对“本是黔山耕者”“卷烟吃过，相告不支力疲极”的农民工兄弟，他表达了“我闻如泣，人间苦乐，各在局中不交集”的悲悯感慨；致敬射电望远镜南仁东团队，他吟出“青山白，夕照又见添新数。浩渺多消息，涯涘何穷，天问春秋几度”的终极之思……

    在许多时候，在勇的思绪是与千年之外的古人相接的。或许，他创作的许多时候是活在唐宋万千气象之间。但他又是出得来的，有时他以时代词语的一种“乱入”，让他的诗词情绪的通感，具有了当代性。

    比如，以“妾办不成啊办不成”“糊弄搅和，一把烂污泥”等在现代语境中方能明白的字句入词入诗，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在他的《七律·甲戌歙县往绩溪芜湖至雄路天晏无车折返念友》一诗中，表达的是过门不得入的怀友之思，却以“一停二看三通过”的“歧路标牌久久观”，寄托了对友朋之念。这“一停二看三通过”，岂不是最大的人生感悟？

    读了在勇的诗词，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要以看穿世事的“命知耳顺”，来真实从容面对这个世界。在勇在他的诗词中说，“小林昔日，脾气相公拗”，而如今，他却是诙谐幽默、快意面对人生——这是“半世明白是否，岂必分晓”的从容，更是“这些些，那般般，不了了”“学个天无巧”的禅意。

    四

    在勇告诉我，他的新作《韵成入乐：散曲、杂剧二百曲牌创作》即将出版。这本集子由83只小令、22支带过曲、57个套曲和一部剧曲《青梅恋》组成。看样子，在勇的唐诗、宋词、元曲之梦，接续得圆满。

    几个月前，他曾在微信上把杂剧《元文宗海角青梅恋》发给我，我只能观之以情节。后来，好事的我把这一作品转发至研究中国昆曲的苏州大学周秦教授，他亦是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首席唱念指导。周教授读后赞道：“选牌联套，合辙押韵，关目情节，都足称新编戏曲之上乘。”上海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曲史》首席专家朱恒夫教授则不仅仅是赞叹而是惊骇了：“想不到今天的人，居然能作出和元人一样的曲子。”

    在勇曾谦逊地说，作为外行研读元曲的初步感受是，从写作难易程度说，古诗易于近体，律诗易于词牌，宋词易于元曲。而学作元曲，散曲小令易上手，带过曲难些，套曲更难，杂剧就最难了。

    王国维曾言：“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

    在勇知难而上，缘于他对元曲的热爱与理解。从他的描述中，我也得知，元曲等中国戏曲研究，其实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是有传承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主任齐森华是曲学大家，曾经的中文系主任谭帆也是研究中国戏曲的。此次，他为在勇写了《青梅恋题辞》一文，赞道：“北剧一体，殊难作之。元人之后，即鲜有佳作。文宗、青梅之旧事，久传于琼岛……（在勇）翻为《青梅恋》杂剧，字字本色，颇具古意。宾白科诨，亦点缀得体，允称当行。”

    在勇是宁波人，他的诗词曲创作，自然也是阿拉宁波人的骄傲。他的诗词中，也有不少是吟咏宁波之作。如写到宁波林家，“甬府林家，气接天在封，座对月湖”“积德施人，遗风荫子，好事当头是读书”。世界宁波帮大会上，他发出“明州古港潮如雪，列屿千帆插”之兴，寄望“愿贡剩年桑梓，衰鬓青发”。

    他见《宁波日报·四明周刊》曾刊登《宁波城内旧十景》，对我说，可以写个“宁波新十景”的诗词的……

    希望疫情过后，在勇能来宁波走走看看，践行这个故乡之约。

    人物简介

    林在勇，宁波人。人文学者，作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