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疫情冲击尚未过去，“拼经济”已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基调。按以往的经验，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又将迎来被各地方政府给予各种优待或厚待的高光时刻。

    企业和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给予他们优待或厚待，无可厚非。尤其是发挥着所谓“五六七八九”重大作用的民企，在当下困难时刻，被地方政府给予一些特别的政策优待，有利于全社会坚定发展的信心。不过，在地方财政吃紧的今天，要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民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民企也会觉得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其实，撇开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对于真正的企业和着眼未来的企业家而言，特别优待都不如平等善待。

    优待的本质是区别对待，表面说辞是，“四两拨千斤，不撒胡椒面”，操作手法是，将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并对少数企业给予特别照顾。也就是说，优待是一种特惠行为。

    本来，在一个好的市场生态下，对于有限资源的配置，遵循的是先来后到的原则、等价交换原则、价高者得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是，通过充分竞争，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因而繁荣兴旺，人们也能够互惠互利。这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机制，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更是温情的。

    而优待或厚待的结果，则往往会损害公平，也损失效率。一方面，受优待的少数企业或少数企业家，一时间挺感激，可一旦其他地方推出更优惠的政策，免不了心猿意马，感恩与感激之情也抑制不了资本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资源硬约束条件下，厚此必薄彼，能获得优待的，永远是少数，而大量未获得优扶的企业，感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市场环境、营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能者也许会默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作“润”态，不能“润”者，有些则可能会通过寻租、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来获得活下去的本钱。

    因此，正常市场环境和社会状态下，除了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除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个别企业，没有人应该被特别优待。因为，对某人或某些企业的优待，就是对其他人和其他企业的不公。

    换言之，每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每一家遵纪守法的企业，都应该公平地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对待，没有例外，没有区别。这就叫善待。

    善待，是一种平等对待。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必然需要平等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公民或市场主体，都是一个社会经济细胞，只有被平等对待，才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形成整个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公民来说，无论年龄、肤色、性别、种族、信仰、职业、家庭、贫富和强弱，在人格上、机会上和权利上完全平等，既不允许“强者通吃”，也不总是“弱者有理”。对于企业，则不分所有制性质，不管规模大小，无论与政府关系如何，都受平等对待，都凭自己的本事去市场中分一杯羹，没有企业会被划入另册。如果不是这样，放任政治经济强权欺行霸市，必然违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善待，更是一种无“原罪”的对待，企业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是时时处处被当作真正“自己人”的体贴。在正常社会，任何个体无需自证清白，因为他或她已经被法律和社会心理先天性地赋予了“正常”这款所有人共有的属性。如果让人天天自证没病，无论服务的口号喊得多响，优待也会被认为是施舍或赏赐，激发不出人们内心那种生而为人的高贵和自豪，所谓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

    人很少会因被优待而真正心生感念，但一定会因被善待而归心。因为，优待往往基于利益计算，善待则源于无功利的尊重。越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注意防止“一企一策”等应急行为对整体营商环境的损害，努力创造一个所有市场主体能被善待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