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荣            

    孙栋苗和黄懿合作编著的新书《圣迹流徵：余姚中天阁史述》，正如其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主要讲述了从五代十国时期“中天阁等建筑始建”至今千余年间，余姚龙泉山中天阁的兴衰变迁史。

    龙泉山是一座小山，高不过67米，如果不是因为地处县城之中、南临姚江之滨的地理优势，恐怕很难得到《水经注》“颇称佳胜”的赞誉。而既得地利，又假以天时，然后“邑人王阳、虞弘实等‘爰舍净财’”的人和之举，促使在336年有了龙泉寺的兴建。按照虞世南的说法，龙泉寺“虽弘壮未极，而严净有余。其地势则凭峻岭以为墉，萦长江其如带”，规模不大，建筑沿姚江呈带状分布。而后，吴越国统治者钱氏家族笃信佛教，“龙泉寺的规模继续扩大，中天阁等建筑始建于此时，此后一直占据龙泉寺的最高处”。

    想不到，正是这小县城中小山坡上小寺院内的一幢小建筑，日后竟成为心学圣迹之一，文脉赓续，弦歌铮鸣。

    近年来，有关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如何影响东亚大陆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话题备受关注。作为王阳明的家乡，余姚拥有大量的阳明史迹，散落于龙山舜水之间，这些无疑构成了阳明心学研究的重要注脚，其中位于城市中心龙泉山上的中天阁则是最璀璨的双子座之一。可是，中天阁尽管声名卓著，而史籍记载殊少，研究难度极大。由于这个缘故，历来少有专文研究，至于专著更是破天荒的第一部。本书编著者从众多的古籍文献、零散的档案文书中探赜索隐，披捡出大量相关史料，经过严密的考证，条分缕析，把屡毁屡建的中天阁重新用文字勾勒出来，再现于世人面前。

    余姚龙泉山中天阁之所以成为王学圣地，是因为明代正德末年王阳明曾在此讲学，并于嘉靖初年创立龙山讲会，“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亲自主讲，学子多时有三百余人”。为使讲学走向正规，王阳明亲自订立了每周一次的聚讲之约，并书壁《书中天阁勉诸生》，对中天阁讲会的日期、原则、操作程序、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龙山讲会持续时间不长，但在阳明学术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的意义，它直接促成了浙中王门的兴起，助推了阳明讲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对此，陈来、钱明、吕妙芬等知名学者都有所关注和论述，本书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编著者在地域文献、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深厚积累与透彻理解，以凝练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条理清晰且维度新颖的讲述和解读。

    《圣迹流徵》只是一本13万字的小书，然而颇具容量。编著者虽从中天阁入手，却有意识地跳出具象建筑叙事，以建筑为基点，溯上瞰下，多维度呈现了姚江千年文脉的演进。由“龙山起梵音”开篇，讲述龙泉寺的历史渊源，重点以“中天光日月”“心文成之心”“古阁成渊薮”为中心，深入研究龙山会、龙山书院和梨洲文献馆的创建、运作和影响，揭示其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最后以“回归与重生”做结，并附以《余姚“二王祠”兴废与阳明学的时代命运》收尾，以点带面，融会儒释二家、勾连理学与科举、贯串实物与数据。

    就非专业读者而言，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对姚江文脉，特别是姚江阳明学、书院教学、文物保护以及文献数字化等进行了完整梳理，参考近年来的最新成果与史料发现，系统廓清了明清时期姚江阳明学的传承发展和演进流播，及其与同时期余姚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联互动，揭示了时代更迭、时风移转在姚江文脉赓续中的印迹。

    如果说讲学与办学构成了明清时期中天阁的历史主线，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创办的梨洲文献馆无疑是这一主线的最佳延伸，至于2016年初开始实施的“梨洲文献馆古籍资源库”网络平台建设，更是完美实现了从文献实物到数字虚拟空间的华丽转身，意义尤为深远。梨洲文献馆古籍资源库网络查阅平台的运行，“有效地解决了古籍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既能让读者便捷高效地研究利用古籍，又可降低实物借阅量，有利于古籍的维护和安全”。

    编著者数十年服务于余姚文保所，对归属管理的梨洲文献馆历史及馆藏文献研究理解极深，对阳明学视角下的中天阁及新时代环境中的梨洲文献馆有着深入且缜密的考察。以中天阁为载体，借梨洲文献馆串联起前世今生的历史体系，通过对诸多建馆发起人、业务管理者的介绍，揭示出一条与前述主线相辅相成，又不同于惯常宏大叙事的、个人视角化的历史叙事维度。这些发起人是当时余姚颇有声誉的社会贤达，管理人员也多为颇具文化涵养之人，他们以各自的经历和事迹见证历史，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段历史更加生动和真切的路径。

    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姚江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的关联与互动，甚至可以重新思考龙泉山中天阁的文化演进和文化传播活动，反映出作者不限于中天阁、阳明学抑或是姚江文化史的广阔视野。